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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你不知道的秘密

发布时间:2017-04-05 01:29 作者: 来源:苏州地方志 访问量:

苏州园林:你不知道的秘密

(只有进入,才能解密)

一、诗性美景的再造与深化

说到苏州古典园林,最普遍的说法,是“诗情画意”,园林是画,更是诗,画是具象,诗是意象,意象是灵动的,意象就有了故事。

苏州古典园林中的建筑,都有芳名,这些芳名,都是借助于名诗名句而充满诗意,但不单只是充满诗意,常常附丽了或因之而演绎了诸多的历史人文故事。

1、拙政园“宜两亭”——“巧于因借,因势制宜”的故事

“宜两亭”位于拙政园西花园东南角界墙边假山上,拙政园西花园的波形水廊是很出名的,沿波形水廊南行,南端假山上的这个亭子,亭为六角形,攒尖顶,东面长窗,南、西、北三面筑半墙,上有半窗,内心子为梅花、冰纹图案,俗称“梅花亭”。但亭内题额上分明题的是三个字:宜两亭。面东,隶书,是一位名叫朱煜的书于光绪辛卯年冬(即光绪十七年,1891)。朱煜是钱塘人,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举人,十七年书此三字时已是“杭州名流”了。我们知道,拙政园西花园是光绪三年(1877)为张履谦买下,易名“补园”的(原为汪姓宅园)。朱煜题“宜两亭”是改名补园13年之后。《补园旧事》把朱煜中举的时间(1876)误为朱煜题额的时间,从而确认宜两亭是汪姓宅园中故物,理由不怎么充分。为什么叫做“宜两”呢?理由很简单,是取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意“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这是白居易想与元姓朋友(元宗简)结邻而居,先作诗相赠中的两句话。用了“三径”这个典故: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兗州刺史蒋诩辞官隐居乡里,“于院中辟三径,唯与求仲、羊仲来往”,因此后人以三径指家园(晋陶渊明《归去来辞》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句)。两家为邻,中间种棵杨树,能庇护两家,两家共同欢愉、赏乐的意思。因为这个亭建在西园东围墙,墙东面就是另外一个园——今拙政园中花园(当时属八旗奉直会馆所有,园子已从“吴园”改为原名拙政园),取名“宜两”意思是很明确的:我张家在这东南高墩(假山)上有个亭子,或者说造个亭子,能隔墙观景,也可说我在亭里既可俯瞰西部(西花园)景色,又可饱览园东(今拙政园中部)风光。

就是这么一个亭子,因为题了“宜两”,又因为旧时拙政园中、西部经常分作两家,慢慢地就有了这样的传说:据说西花园被汪家卖给张家后,张家对园中建筑等重新予以了修筑与增补。主人发现这东南边围墙处有个高墩(假山),于是准备在此造一座楼房。东面花园(今拙政园中花园)主人听说了,表示反对。因为高墩上的楼房会破坏他家园子西面的景致。而且,西花园楼房一旦造了,居高临下,人在楼内,那我园中的景色和动静全被你收于眼下了,这显然是一种“侵权”。西部园子主人却不以为然,我在自己园子内造高楼,与你何干?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在朋友的调解下,互相作了让步:西园主人放弃造楼房的计划,改为造一座玲珑的亭子,亭子的高度当然要比楼房低,但形态美观多了,高墩造亭也符合传统造园习惯、赏园习惯。人在亭中仍然可以坐观东面园子景物。而对东园主人而言,西墙外的亭子,也可借来为本园增色(所谓“借景”),何乐不为呢?而取名“宜两”更是暗扣白居易诗意和诗之本事,体现了古代崇尚“和为贵”、“中庸”等哲学理念,又反映了古代造园“巧于因借,因势制宜”的艺术构想,皆大欢喜。

有意思的是,多年前,外地有一家很著名的出版社在一本介绍苏州园林的书上,把拙政园的“宜两亭”印成“宜雨亭”,还煞有介事地作了“宜雨”的解释。朱煜写的是隶书,“两”字写得有点花巧,误认为“雨”字,这也罢了,问题是还要把宜雨当作一景来叙述,就有点儿荒唐了,我当时就写文章狠狠作了批评,江南本来就多雨,苏州园林,亭台楼阁,何处“不宜雨”?为什么偏偏只有它宜雨?

2、拙政园“留听阁”——是暗合孙吴还是刻意设计?

要说园林里用诗故事,宜两亭算是一个代表,但还不是最有趣的,最有趣的,也是最让人“纠结”的,当推拙政园西花园里的“留阁”。

既是有趣的,为什么又让人“纠结”呢?

原来,拙政园西花园内一组建筑,即鸳鸯厅(卅六鸳鸯馆,十八曼陀花馆)、留阁以及馆北的荷花池和池上的花岗石桥面、铸铁栏杆的“卧虹桥”组成的园中主体。这一组景观非常有意思。

导游走到桥上,或者过桥来到留阁南的平台,指着遍植荷花的池塘,就会提起唐代李商隐的诗和小说《红楼梦》来。所谓“留阁”,就是取唐代李商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诗意,留听什么?留听雨打秋荷的声音。李商隐诗(《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枯荷”一作“残荷”,我也习惯认作“残荷”,残荷比枯荷念得响,而且许多人引诗,比如《红楼梦》里,也都认作“留得残荷听雨声”。小说《红楼梦》第40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写到贾宝玉与林黛玉等乘木舫(木船)在水中游赏,贾宝玉见水里的秋荷败叶,说:“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林黛玉却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这一节前,已特意指明:这木舫是由姑苏选来的驾娘(即今天所谓“苏州船娘”)撑动的,而林黛玉本身又是苏州姑娘(据说,与曹雪芹青梅竹马的李煦孙女李香玉,就是林黛玉的原型),此时此景此文,不正是留听阁荷花池的写照吗?

我们知道,曹雪芹与苏州,与苏州拙政园是有些关系的,传说更是把曹雪芹祖父曹寅及其大舅子,即曹雪芹的舅公李煦(均主政过苏州织造)与拙政园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正是想起了“留听阁”附近的景致,才有了这一大段描写,贾宝玉、林黛玉等乘木舫游荷花池,正是当年拙政园园景的再现。我在写《苏州园林趣谈》(199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小册子时,也倾向于这种看法。

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固然拙政园是建于明代,拙政园建成在先,曹雪芹是清代中期人,时间上不相悖,但是拙政园最初的景致中是没有鸳鸯厅、留听阁等建筑的,鸳鸯厅、留听阁等都是光绪三年(1877)张履谦买下汪姓宅园改名补园后修建的,从陆润庠、洪钧、吴大澂等人为鸳鸯厅、留听阁题额看,这两处均应建成于光绪壬辰年,即光绪十八年(1892),而曹雪芹(约1715-约1763)故去已100多年,用《左传》话说是“墓木已拱矣”,不可能见到此景的。因此,曹雪芹取材于拙政园留听阁景致之说是不成立的,反过来说,张履谦修复补园时,参考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部分情节,倒或者有可能。

张家修建鸳鸯厅、留听阁,是另有故事的,而且比《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乘木舫更有意思,更有情趣。

鸳鸯厅(由卅六鸳鸯馆、十八曼陀罗花馆两厅组成),位于西花园中央,与园前面住宅的中轴线基本一致,是补园中体量最大的主要建筑,建筑面积达200多平方米,主人在此宴友、会客、度曲,沿池原来还有驳岸,池中置有船只,在船中也可宴客。北厅下水中曾养鸳鸯,取汉代霍光凿池植莲养鸳鸯卅六对故事,名“卅六鸳鸯馆”(清同治十三年苏州状元陆润庠题额)。南厅前天井,种有山茶花(曼陀罗花),取吴梅村《咏拙政园山茶花》诗意,名“十八曼陀罗花馆”(清同治七年苏州状元洪钧题额),厅四角又建耳房(又称暖阁),既可为宴会时仆从侍候之处,演奏时又可暂作后台,为满足昆曲拍曲需要,屋顶做成穹形,以取得良好的音响效果,厅北屋基挑出水面,既可“隔水听笛”,又可夏日纳凉。

从鸳鸯厅西北出,渡三曲卧虹石桥(铁栏杆),登上旱船平台,这旱船主体就是留听阁了,它两面是池水,水中植荷,当然是据李商隐诗意取名。

园主张张履谦雅好昆曲,便请当时“江南曲圣”俞粟庐先生(俞振飞之父)住在补园,以研究昆曲,琢磨曲调,教授弟子。俞是一代曲圣,对弟子等研习拍曲要求非常严格,弟子或其他人在卅六鸳鸯馆拍曲时,俞会不声不响坐在厅上听,大家一看他在场,心里就有些怵,因为他教授昆曲认真不苟是出了名的。他听人唱曲,唱得好,会拎起三弦为你伴奏(三弦的节奏是最能压准板眼的),就唱出无穷妙趣。若唱得不太令人满意,他便打开手中折扇,玩赏起扇面字画来。若唱得不好,他干脆起身欣赏墙上书画,这时唱的人更就心慌意乱,一心慌意乱,就越糟,该唱好的地方也唱不好了。正因为这样,大家都觉得唱曲时俞粟庐老先生最好不要“临场”,于是,据说善解人意的园主人就在鸳鸯厅西北侧造了这个留听阁,专供俞在里面休憩、听曲。这里装修精美,环境优雅,鸳鸯厅内唱曲的因俞不在现场,也就放胆唱,大家得其所哉。“留听阁”,就不单是“留得残荷听雨声”,相反的,主要是供俞老先生休憩和隔池听曲用了。这故事像是传说,但已为多人证实,已明明白白写在《补园旧事》中了。

3、狮子林“暗香疏影楼”与“问梅阁”——禅机、乡愁与担当

说起狮子林,人们就会想起狮子林里的湖石假山,“假山王国”几乎是狮子林的代名词了。是的,狮子林里多假山,小孩子最喜游狮子林了,就是因为可以爬假山,可以钻假山,大人们游苏州园林,狮子林留下的印象,也几乎都是“假山”。俞曲园所谓“五复五反看不足,九上九下游未全”。假山成了狮子林的象征,山天山地。狮子林自初建伊始,是有假山的,也有规模,但并未引起狮子林第一代主人惟则大和尚特别的注意,倒是“梅花”,很入惟则的法眼,惟则《师子林即景十四首》具体提到“梅”的有两首,一是“放人来看卧龙梅”,一是“斜梅势压石栏干”,都有相关描述,关于假山,只有“我疑身在万山中”,旁敲侧击而已。这固然因为梅与佛教故事有关,但得承认梅、梅花与狮子林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且是一以贯之,至今犹然,只是它太“文学”,太“文艺”了,部分人把它看得淡了,部分人又把它看得深了,没有了新鲜感。其实,离开了梅花,狮子林的诗情画意还真不好说呢。

狮子林建园之初,就有一棵名叫“卧龙”的古梅,它与另一株名叫“腾蛟”的柏树,“结为蛟虬”, 狮子林中堪称奇观。元代大画家倪瓒所画《狮子林图》中,卧龙梅的遒劲苍古,是非常抢眼的,它被放在画面的第一层次(古柏尚在其后)。狮子林最初就有建筑“问梅阁”、“指柏轩”,决非寻常。当然卧龙梅早已不在,现“问梅阁”也非元制,但今天的园中梅、问梅阁与昔时的是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

提起梅花诗句,最有名的当然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唐·王维《杂诗》)

当今狮子林的“梅”,集中在园西部,“山上”(狮子林西部中为水池,池西为土石堆垒之“山”),山西北有“暗香疏影楼”,山西顶有“问梅阁”,西南有“双香仙馆”,南有文天祥诗碑亭,组成了狮子林不同于其他苏州古典园林独特的梅花文化景象。

“暗香疏影楼”,明显是取林逋咏梅名句而题的,顾名思义,自是赏梅之地。据记载,在元代,这里就是狮子林饮茶谈禅之地,事过境迁,周围环境已多有变化,但推窗南望,仍可见西边树丛中恰如凌空飞翔的鸟儿般的屋檐,那就是我在这里要重点讲的问梅阁。

从“暗香疏影楼”沿廊南行到“问梅阁”,目视不过数十步,但真的走起来,要绕过“飞瀑”方亭,能体现我们现在常说的“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原来,亭内有石桌、石凳,亭南高处隐建有水箱,下有湖石镶嵌的三迭瀑布“台阶”,打开水箱闸门,水冲出便形成人工瀑布,但因瀑布周围山石树木丛拥,人坐亭内并不能看到瀑布,只能坐听瀑布声,故题额名“听涛”。此处往东能俯视下面水池中的湖心亭(如果人在湖心亭却能仰观西面瀑布,故亭悬“观瀑”额,与“听涛”呼应),“飞瀑”虽是一座卷棚歇山顶小亭,却居高临下,很有气势,亭内西壁由4块槅扇组成,槅扇窗格玲珑精巧,裙板上的4块浮雕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之景(春景题为“杏林春暖”,夏景题为“荷净纳凉”,秋景题为“东篱佳色”,冬景题为“山家清供”),雕刻的杏花、荷花、菊花、梅花,都具有含蓄不尽之意。

出飞瀑亭南行,过短廊,才真正到达重檐歇山顶的问梅阁。

问梅阁是狮子林花园部分最重要的景点,也是西山的中心。为了说明,先解释一下它的位置:花园西部也即水池之西,是近代狮子林园主贝润生于民国初疏浚水池时挖泥沿墙堆成的土山,面积近1亩。土山山脚与山道两侧垒以太湖石,使之与指柏轩南面的大假山群、池中的岛山、池南的假山群互相呼应,西山北高南低,由北向南一路走来,依次是暗香疏影楼,楼前假山洞,人造瀑布,石多于土;南部土多于石,坡上林木繁茂,问梅阁则处于中间。

为什么叫做“问梅”?早先,“问梅”即“马祖问梅”,就是一桩禅宗的公案故事。唐代法常禅师(752839)是马祖道一禅师(709788)的弟子,长得“容貌清峻,性度刚敏”,而且具有超人的记忆力。据说他听马祖道一讲“即心即佛”四字,当即领悟,便来到浙江大梅山(余姚南70里)隐修,不久就做了住持。马祖后来想了解法常禅师究竟领悟了多少,便派手下另一弟子去试探(勘验),那弟子对法常说:“马祖大师近来佛法有变,又说‘非心非佛’。”法常回答道:“他说他的‘非心非佛’,我只管我的‘即心即佛’。”显然,法常已经打破偶像观念的束缚,识心达本,心不附物。(获得了自我的精神觉醒,“我即是佛”,把握了自己的生命本性,不受外在世界人事、物境牵累了)马祖听到汇报后,赞许地对众子弟说:“大众,梅子熟了。”也就是说法常(法常在大梅山,“梅子”一名二义,既指梅果,又指法常)已“成熟”(悟道)了,后来法常禅师便被称为“大梅禅师”。(《五灯会记》卷三)

狮子林建“问梅阁”,显然是借古梅以喻马祖道一“问梅”故事。当年“问梅阁”如果真是惟则(天如禅师)子弟为惟则建造的话,应是把惟则比喻为大梅禅师法常,也就是称颂惟则已能独立弘禅。

今日的“问梅阁”当然也是近代园主贝润生新建的,体量较大,东可眺假山景色,并周围葱郁古木,心旷神怡,阁外周围均植有梅树,阁内不仅所有陈设如红木桌面,坐凳凳面以及窗格都作五瓣梅花形状,甚至地面铺设也作梅花纹。据说,若在空中下视问梅阁,整个阁也呈梅花状(屏门上今人书画当然也均涉梅花、梅诗)。

其实,人到“问梅阁”,不必直探唐代僧人问梅故事,更现实的是王维《杂诗》所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阁内题额“绮窗春讯”,暗扣的不就是王维所问吗?

我以为,这才是要义:朋友从故乡来,当然熟知故乡的事,你来的时候,花窗外的寒梅开了吗?这明白如话的诗句,轻轻地、淡淡地,却是浓烈的“乡愁”,不提其他人事物,只问寒梅开了否,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悟啊。正是对家乡的怀念一时已无以言表了,甚至是感动得或害怕得不敢涉及一切,便把满腔的激情借“著花未”轻轻说出,我们常说古人诗“蕴藉”,甚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著一字,自得风流”,什么叫羚羊挂角?传说羚羊为防凶兽祸害,夜宿时,挂角于树上,脚不着地。说是空灵也好,超脱也好,其实它比直截了当地追问故乡人事物,深沉十倍、百倍、千倍!

我们知道,梅花传递的就是春的消息,古人将自每年小寒开始到谷雨止,四个月分为二十四候,每五日为一候,以一花之风信应之,这就是二十四番花信。而花信风,以梅花风最先,“漏泄春光冰雪里,一番风信是梅花”,之后才是山茶、水仙、瑞香、兰花、山矾、迎春花、樱桃、望春、菜花、杏花、李花……。“梅”的特点是“一树独先天下春”,于是对春的问候,对春的期望,与对故乡的怀念、关切合在一起,沉淀在我们民族的心理里,或者说是一种遗传基因。而文天祥《梅花诗》石碑文“静虚群动息,身雅一心清;春色凭谁寄,梅花插座瓶”,以淡定的心情,清雅的身貌及一往无前的担当,作为天地正气的写照,更是彪炳千古。

二、题额的意蕴

建筑,是古典园林中最重要的基础艺术,建筑艺术及其功能的延伸和扩展,无疑是园林艺术中的精华和本真。但是,正如我多次提到的,建筑在园林及其审美建构中,只是“硬件”,用哲学语言说,它是“形而下”的物质性;相反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的诗文楹联题额等文学语言,才是“绝对真实的精神艺术”(黑格尔语,见《美学》第3卷),它是园林及其审美建构中的“软件”,它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性,它的审美功能,是无可替代的。用文学语言表示,这就是画龙点睛,园林是龙的话,联额故事才是表达龙心灵、龙精神的“眼睛”。园林是首诗的话,联额故事就是诗眼。有诗才有诗眼,找不到诗眼的诗肯定不是好诗。联额故事的特点是用典,目的是借助于人们比较熟悉的审美信息,引发艺术想象,诱导和规范接受定向,扩大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

1、枇杷园中诸题额映射的人生况味

拙政园东花园与拙政园中部之间有南北向复廊,即两面是廊,中间是墙。廊墙自南至北有三个通道门。从复廊北门进拙政园中部,左折,沿走廊朝南行拾数步,右侧有一个闲庭小院,这就是“海棠春坞”——庭院南墙上就嵌有砖刻“海棠春坞”四字。庭院中左右各植海棠一棵,地铺鹅卵石,再无它物。庭院北侧,仅小屋一间。初看,真的太简单了,简单得有些寒碜。可是,别看院中仅有两株不起眼的海棠,这是近年补种的。早先,这里栽植的两株可是有名的垂丝海棠。

园林观花植物中的“海棠”,有木本与草本两种,品类繁多。草本属秋海棠科。木本属蔷薇科。木本海棠中有落叶乔木,也有灌木,其中主要有贴梗海棠(皱皮木瓜、铁角梨)、木瓜海棠(木瓜)、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海红)、海棠花(梨花海棠)、唐棣、棣棠花(黄度梅)等,原产均在我国,因树姿峭立,花色艳丽,自古以来就受到国人的喜爱。唐代宰相贾耽所著《花谱》中誉海棠为“花中神仙”,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更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咏海棠名句。南宋时,苏州已广植海棠以供观赏。

各种海棠,对于观赏,具有相等价值,但民间尤看重垂丝海棠。垂丝海棠,俗称海棠花,树枝婆娑, 34月间开花,色红,艳似绮霞,绰约可爱。47朵汇聚成簇,花瓣通常在5瓣以上,柔枝长蒂,花色娇媚。由于重英向下,更显娇妍。范成大《垂丝海棠》赞云:“春工叶叶与丝丝,怕日嫌风不相持。晓镜为谁妆未办,沁痕犹有泪胭脂。”正如《花镜》所说:“海棠之有垂丝,非异类也。……其瓣丛密而色娇媚,重英向下,有若小莲”。垂丝海棠性喜湿润温暖,不仅花色动人,早春萌发时,嫩芽为红色,也极具艳丽,南方庭园多所栽培(北方多作盆栽)。拙政园“海棠春坞”的两株垂丝海棠,由于环境雅静,颇具幽趣,江南春雨时节,正逢花开,娇艳烂漫,而树下铺地用青色、红色、白色卵石镶嵌成的海棠花纹,经雨水冲刷,更觉夺目。

庭园北侧有小屋,小屋独处中间,门前有廊屋交通,小屋与东廊、西花墙之间各辟一小小天井,天井内又各植海棠与天竺。小屋与左右小小天井并屋前庭院,组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庭院书房,据说是主人春天念书的地方。

既然海棠春坞是主人春季读书处,一年四季,另外的三季,主人又在哪里读书的呢?

那就要到“听雨轩”去。

从海棠春坞沿东廊继续朝南前行拾数步,便可到一个较大的闲庭别院。它北通海棠春坞,东有门直接廊墙外的东花园(即拙政园东部,原“归田园居”),西连“枇杷园”。与封闭的海棠春坞相比,它显得开放敞亮,但仍自成别院。“听雨轩”便坐落在庭院的南部。它是一座精巧的四西厅,南面天井种有芭蕉、翠竹,而北面大庭院,则有一泓池塘,池内有睡莲,池北有芭蕉数株,依墙而长,池南则有丹桂一棵。池周,则散有小型假山石。所谓听雨轩,是取南唐诗人李中的“听雨入秋竹,留僧复旧棋”和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诗意而命名的。这里夏季芭蕉邀雨,秋季碧荷敲雨,冬季翠竹摇雨,各有境况。而夏、秋、冬三季,正好象征了人生青年、中年、老年一段生涯。于是,在听雨轩里,一边赏雨,一边体味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人生的况味就不由人不为之慨叹了: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少年以欢愉的心情听雨,壮年以慨然的心情听雨,老年呢?本没心思听雨,却又难以去怀,实在是“点滴到天明”了。

听雨轩外种植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植物是芭蕉,“雨打芭蕉”显然是听雨轩的主题,特别是雨夜,“芭蕉叶上潇潇雨,梦里犹闻碎玉声”,真是情有非常,意有非常了。

据说听雨轩是主人夏、秋、冬三季读书处,读的是经史子集还是无字天书?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也只有园主自己知道了!

既然海棠春坞、听雨轩是主人念书的地方,若有客人来,又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园主人是从高位上弃官归隐的,一般来说,依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往的客人都有相当的身份,按照礼节,接待有身份的客人不宜在书房里,而必须放在厅、堂、馆等大型的正规客厅里。可惜海棠春坞、听雨轩周围空间有限,而且为了协调,也不宜建筑大堂。于是,在听雨轩西北面,海棠春坞的西南面,就有了一所“玲珑馆”。“馆”而名之曰玲珑,不仅很形象地体现了馆之小巧,而且暗示与周围翠竹相切(所谓“日光穿竹翠玲珑”)。玲珑馆与海棠春坞、听雨轩之间有曲廊可通,三者聚而不合,隔而不断,很自然地组合成一组有机的院落。由于西南面的大院是种满了枇杷的枇杷园,所以也可看作枇杷园怀抱了海棠春坞、听雨轩、玲珑馆,习惯上就把这一组自然院落小区称作枇杷园。

玲珑馆是枇杷园小区内的主要建筑,坐东朝西,室内家具陈设清雅有序,完全是按“正堂”形式摆放。有长案、八仙桌、太师椅, 椅子又按主人、宾客座位分列。最有意思的是,馆上还有题额“玉壶冰”,乃清代宣统年间佛尼音布所书。

“玉壶冰”是取用南朝鲍照《代白头吟》诗意:“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壶系白玉琢成,冰乃清水凝结,古人常以此来喻高洁清白的品格和光明澄澈的品德。“玉壶冰”三字很形象,故而常被诗人们借用。初唐诗人骆宾王《送别》云:“寒更承夜永,凉夕向种澄。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用“玉壶冰”三字入诗而流传最广的,当然要推盛唐诗人王昌龄,他的《芙蓉楼送辛渐》全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但是,“洛阳的亲友如果问起我,我的心正像玉壶里的一片冰一样”,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果真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所注的“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么?

恐怕不是。

我认为,“玉壶冰”表达的意念,未必像通常人所说的如冰雪般的清白。我们应当肯定,玲珑馆题词“玉壶冰”,是与周围环境相吻合的:馆四周窗棂及枇杷院内露天铺地,都是冰雪图案(三角形的为“冰纹”,六角形的为“雪花”,一说六角形的为“梅花”,故又称“冰梅纹”),蕴含的也是“一清二白”的操守和追求。枇杷院内除了凌冬不凋的枇杷、翠竹、书带草外,没有其他繁华似锦的花卉,也为“清白”作了氛围铺垫。但是,园主的思想其实是很矛盾的,例如拙政园西部直通“宜两亭”的山道铺地上就有“平升三级”图案(即由一只花瓶,内插3支戟组成的图案),一边是视富贵如浮云,一边又梦想飞黄腾达……

可是,我们用司马光诗意比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其政治上失意时,曾写了一首《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范尧夫彝叟兄弟》诗:“园僻青春深,衣寒积雨阕。中宵酒力散,卧对满窗月。旁观万象寂,远听群动绝。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洁”。司马光诗末两句既表达了自己的忠义心迹,又流露了不得志时的那种淡淡的失落之感。

拙政园园主也是为官多年,遭谗罢归,退隐林泉。所以“玉壶冰”三字暗示了园主怀忠义而感失落的心境,确为玲珑馆的点睛之笔。题额时,园主(不管是王献臣还是其他园主)早已物故,但这位题额者显然是搔到了已故园主的痒处。园主地下有知,当引为知已。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并列举了证据(详见1997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副刊《玲珑馆内“玉壶冰”》)。

玲珑馆南拾数步有一小亭,与“听雨轩”几乎在同一东西直线上,因取晋代丘迟“芳叶已浩浩,嘉实复离离”诗意,故名‘嘉实亭’(一说取黄庭坚诗“红梅有嘉实”),题额为隶体,写得很好,只是人们用惯了“嘉宾”两字,常常很粗心地读之为“嘉宾亭”,倒也错得有趣了。

为什么取名“嘉实”呢?

该亭小巧精致,亭外翠竹、芭蕉兼具,但更多的是枇杷树。

枇杷树是园林绿地中习见栽培的一种观赏树种。作为果树,白居易诗“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杷正满林”,说明远在唐朝,已盛行栽培了,而且,白居易也是以观赏的眼光来写枇杷树的,枇杷树是常绿小乔木,有很多特点,一是树枝四展,树冠圆形,叶互生,短柄,革质,披针形或倒卵状长椭圆形,长达1230厘米,叶缘有锯齿状缺刻,表面浓绿色,多皱,有光泽,背面密披锈色绒毛,形似琶琵,故名。每年1012月开花,来春结果,果实作圆形或倒卵形,56月成熟,呈橙黄、淡黄或金黄色,果肉酸中带甜,十分鲜美。正因为枇杷秋冬开花,冬末初春结果,春夏之交成熟,与其他花木正好有个对比,其他果木凋谢了,它开花,其它果木才开花,它已果实累累,而且果实形秀色美,味道鲜甜可口,实在是上好果品,故称“嘉实”。

枇杷园顾名思义是园内遍种枇杷了,事实上,园内除一些湖石假山、翠竹芭蕉外,主要栽植的就是枇杷树。园之南边、北边有云墙(花墙)将它与外界相隔,园取南宋戴复古“摘尽枇杷一树金”诗意而命名。园内大片铺地全用鹅卵石砌就,作冰雪图案,由于卵石作淡黄色,且大小基本一致,也真像撒下一地金黄色枇杷呢。

枇杷园北面云墙有砖砌月洞门,拱圈轻薄,工艺精细,翘首北望,远处小山树丛中的“雪香云蔚亭”正处园环之中。若走出月洞门回望,则圆环中有枇杷丛中的“嘉实亭”,真是如诗似画。

月形洞上有砖刻题额,南面是“晚翠”两字,北面的是“枇杷园”三字,都是行楷。

枇杷何以“晚翠”,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一年的秋冬之时开花,正如在一天的向晚时刻灿烂,显然是称赞枇杷树的。称赞枇杷“晚翠”,原见《千字文》:“枇杷晚翠,梧桐早凋”。《千字文》在古代,是一本启蒙书,充其量不过是通俗读本,入不得经、史、子、集,可称“未入流”,但至今未见在介绍枇杷园时有人提及,或许是太通俗了,专啃大部头的先生们反而疏忽了。

2、二王书法与“闻木樨香轩”的求学门径

留园中部与西部花园交界处是走廊,即闻木樨香爬山廊,爬山廊西壁上,镶嵌的书条石主要是“二王帖”,二王帖指晋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帖。王羲之是一代书圣,自不必说,而其子王献之,幼学父书,后又学张芝草书,最后在其父及张芝的基础上别创新法,形成笔迹流泽、婉转妍媚的风格,他擅长各种书体,尤精行草书,与其父并称二王。

王献之学书法的故事也是很动人的。据说王献之学书法很刻苦,学了一阵子,大有进步,自己也有些满足了。有一天,便写了个“大”字递给父亲王羲之。王羲之看了也不置可否,提笔在“大”字的下面点了一点,“大”字成了个“太”字,说:“给你母亲去看看”,王献之见父亲在大字上点了一点,心中一乐。古代人看到好的字、好的文章,总要将笔在上面或圈或点,表示赞赏(现在我们手机上叫点赞),现在父亲在大字上点了一点,岂不是表扬我的字写得好吗?于是喜滋滋来到母亲身边,把字纸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半晌,手指大字下面的一点,说道:“吾儿的字果然有长进,你看太字的这一点,太像你父亲写的了”。王献之听了,不觉楞了半天。事后寻思自己的字与父亲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得下苦功练字,而且即使字写得与父亲的一样,也只是“取法乎上,得乎中”,只有广博取众人之长,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从此,王献之越加苦练,据说磨墨用掉的水,就足足有18缸,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成了一代书法家。

关于留园二王帖勒石传世,还有一段事关自然科技的故事。二王帖始刻于明嘉靖年间,成于万历年间,前后共花25年。当时,已有江阴汤氏所镌木刻二王法帖四卷本流传,但木刻法帖在拓印时很难掌握干湿度;过干,木质收缩,导致“滋腻之态失”,过湿,则“浸浊之痕透”,这样,拓印出来的书法作品就容易失真。于是苏州文人彭年与吴江勒石名家董汉策共同发愿,立誓将二王法帖刻在石上,因为石刻作品,是不会因一般气温的高低和水份的干湿而变形的,这样保存下的法帖原汁原味,拓印时也不愁失去原作韵味。彭年过世后,董汉策又与彭年侄儿彭履道合作,终于将二王法帖镌刻在书条石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艺术作品。

讲完了二王书法故事,我们就要讲本节的主要故事“闻木樨香轩”了。该轩为中部花园最高建筑,坐西面东,平面方形,歇山顶,建筑面积30平方米,轩后和爬山廊相通,刘氏时名“餐秀轩”,盛氏时改今名,四周遍植桂花而得名。

闻木樨香轩全由立柱支撑,下设半墙,西半部依附于爬山廊,东半部突出,屋檐高翘,实际上这座称为“轩”的建筑,是一座亭,而且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半亭。闻木樨香轩周围栽植的桂花树,每年秋日,花香弥漫,是为赏秋之所。但取名“闻木樨香轩”还隐含了一则动人的故事,宋代诗人黄庭坚,有一阵在寺庙里跟和尚们学禅,埋头经书数天,仍不得要领,便怪 高僧们 教授禅理时,没有尽心尽力,而是有所保留,有意识地“留了一手”,心里一烦恼,举止上对和尚们也欠尊重了。方丈心知肚明,也不作声。一天,庙里的桂树开花了,花香弥漫,方丈便说:“闻到桂花香了吗?”黄答道:“闻到了。”方丈又说:“你能说说桂花香是什么香吗?”黄诧异道:“桂花香就是桂花香,闻得出,但如何说得清楚?”方丈只是连连点头而不再出声。黄庭坚恍然大悟:“学问之道,只有通过自己的体会去领悟,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自己没有参透,那能怪罪别人‘留一手’呢?”

这只故事告诉我们钻研学问,不仅要用心,还要有悟心,真正的学问是需要自己去体悟和掌握。同时,故事中以闻桂花香作比喻也很巧妙,这里涉及到动物和人体生理以及人类心理知识。所谓嗅觉,其实是挥发性物质作用于嗅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嗅觉常与味觉紧密相联,是动物进化中最古老的感觉之一。一般都用引起嗅觉的物质的名称来描述气味,如水果香、花香、焦臭等等。人的嗅觉极为敏感,可以比味觉高1万倍,科研证明:人能觉察出包含5×1010个分子的空气中一个硫醇分子的存在,有训练的人能觉察和分辨达5000种不同的气味。近年的测定还表明,嗅觉比味觉更灵敏,可能与人的视觉、听觉一样灵敏,而语言表达气味的能力,自然是瞠乎其后。至于对学问的感受,是一种更为复杂高级的感觉,用语言来表达,当然更是难乎其难了。

3、“濯缨水阁”联的题外话

楹联作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有体裁,在古典园林中所起到的审美功能非常大,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楹联非常丰富,苏州有关方面已出版过几部专著,另有专题,不拟展开,这里仅就网师园“濯缨水阁”的那副四言联谈些题外话。

我平时陪客人游园林,有两副对联是一定要讲给客人听的,一副是长联,即留园五峰仙馆北厅陆润庠写的“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的那副,一副即是网师园濯缨水阁的这副四言联。

正如钱锺书所说,你有鸡蛋吃,就没有必要看生这蛋的鸡。钱大师挺幽默的,也很在理。但人就是这样,常常是有了鸡蛋,对生蛋的鸡也感兴趣。同样道理,我们发觉这联语好,按照钱大师的逻辑,享受一下联语的意境就可以了,何必再去研究撰联的主人呢?然而,我觉得有时还是必须的。比如,你发觉所吃鸡蛋的蛋黄很红,当然高兴,蛋黄越红,营养越好嘛。但是且慢,按照现在的经验,保不定那鸡是吃了“苏丹红”呢,所以研究一下鸡,知道一下这鸡蛋是那里出产的,还是需要的,至少“食品检验”机构需要了解这些。因此,就这点而言,我们多知道一些联语作者及联语中牵涉到的对象及背景,未必不是好事。

濯缨水阁的四言联语是这样的:曾三颜四,禹寸陶分。作者是大名鼎鼎“难得糊涂”的郑板桥。根据苏叟《养苛杂记》可知,这副联是宋宗元重修网师园,恢复濯缨水阁后,请郑板桥撰书的,时间是清乾隆己巳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点,网师园宋宗元购得南宋史正志万卷堂故址营建别业,建成网师小筑,在乾隆十四年前后,一般来说,园子在乾隆十四年(1749)时已经建好,至少濯缨水阁已经建好,这是包括新出版的《网师园志》中都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一般都说清乾隆中,或乾隆二十年即公元1755年前后,不确)。第二点,本联是郑板桥专门为濯缨水阁撰题的,是“原生态”,是年郑板桥57岁。这一点很要紧,因为我们发现,园林中的相当一部分楹联,都是“移植”过来的,味道就两样了。

提到郑板桥,人们就想起他的名句“难得糊涂”,其实郑燮(号板桥)那时还没有“难得糊涂”,郑40岁那年(1732)赴专乡试,中举人,本来第二年就可马上赴京城参加会试,却因患病(身患大疮,动弹不得,只得在外祖父家治病)未成,3年以后即44岁那年(1736,乾隆元年丙辰)赴北京,考中进士,第二年纳小妾饶氏,50岁那年(1742,乾隆七年)春觅得一官,为范县令(《刘柳村册子》:“四十举于乡,四十四成进士,五十岁为范县令,乃刻拙集。是时乾隆七年也。”做了县令,始订定诗、词集,并手写付梓。第二年即51岁,将10首《道情》几经更定、付梓,完成了当时文人艳羡的“人生使命”:“戴它一顶帽(有的说是“取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娶它一个小”,应当说正是十分风光时刻。做了三年范县令后,54岁调任潍县县令。这两年正逢山东灾荒,发生了人吃人惨剧,于是郑板桥开仓赈灾,又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灾工“就食赴工”,并打击囤积现象,“活民无数”。乾隆十三年,即郑板桥56岁,乾隆东巡,郑板桥被临时抽调为“书画史”,卧泰山绝顶40余天,这对郑板桥来讲,最是“风光”的事,他也确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为“乾隆东封书画史”,朝廷派大学士高斌来山东赈灾,郑板桥配合赈灾颇为愉快,甚至诗、词相酬,赈灾也有了成效,潍县饥民由关外陆续返乡。无论公事、私事都很顺畅。进入了57岁,又重订家书十六通诗钞、词钞,并手写付梓,还撰《板桥自叙》,可谓是“春风得意”,在这种背景下,应苏州宋宗元之邀为“濯缨水阁”撰联,郑板桥是否来到网师园,是否一睹濯缨水阁芳姿,未见过文字记载,不好说。照常理推测,郑在县令任上,远在山东,而且正在进行城墙修复工程,恐怕要赶到苏州写联有点不现实。正因为这样,郑所撰联没有提及水阁及池周边景物,纯是激励言志,但它不是一般的“心灵鸡汤”,而是处于情绪高亢期的表征。曾三颜四,指的是孔子弟子曾参“三省吾身”的故事,颜四指的孔子教育颜回四个“非礼”故事,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现在讲的,不应当看的不看,不应当听的不听,不应当讲的不讲,不应当做的不做——当年我刚到邮电局报到时,劳资科的同志召集我们新工人培训,也就是这样教训我们的,不过当时还多一个“不”,即不应当记的不记,说是保密工作需要。

“曾三颜四”就是这样的意思,是儒家强调的人生修养,不难理解,郑板桥此时处于人生顶峰时期,有理想,有追求,有政绩,也有希望,他为濯缨水阁撰联,联语这样写,是自勉也是勉人,用现在话讲就是“正能量”很足。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园林局总工程师詹永伟亲耳听见的,有一次,他在网师园,就见两位年轻人在这副联前指指点点,其中有一位自认为很懂,就对伙伴说:这姓曾的与姓颜的结为把兄弟,姓曾的轮到老三,姓颜的轮到老四,所以叫曾三颜四。

这还是上联,下联“禹寸陶分”,又怎么说呢?

通常认为:禹,指大禹,大禹把每一寸光阴都看得很重,《淮南子》:“大圣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大圣指大禹)。陶指陶侃,他常用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来激励自己和大家,《晋书》有载:“(陶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也就是说像大禹这类圣人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阴,像我们大家普通人,就更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勤奋,努力。这下联,把陶侃与古代圣人大禹并列谈,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陶讲过分阴、寸阴这句话,另一方面也确是把陶侃抬得够高。

陶侃是什么人?东晋著名的大军事家、大学者。我们搞文学的都知道大诗人陶潜(陶渊明),陶侃就是陶渊明的祖父,晋朝是时局很混乱的年代,动乱很多,平息动乱的能人也就多(英雄有用武之地嘛),其中除了谢安、王导之外,我认为功勋最大的,也最让我佩服的就是陶侃了。与其他名门望族出身的不同,陶不仅是寒门出生,而且居住在溪族杂居的地方,史书上说他“俗异诸华”,很可能还是少数民族(溪族),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但母亲对他管教很严,陶少有大志,也自强不息,通过自己的努力,朋友的帮助,最终成就了大业。关于陶侃的故事,史书上记载的很多,如陶侃留客、陶侃惜谷、陶侃搬砖等,一部《世说新语》记载陶侃的故事就有10多条,其中关于陶母的几条,就很感人,有一条极短,却挺有意思(《贤媛》第十九),说陶侃年轻时做监管鱼梁的小吏,曾经把一罐腌鱼孝敬给母亲,母亲把腌鱼封好交给来人带回去,还附了封回信责备陶侃说:“你做个小公务员,就拿公家的东西送我,这不只没有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这不是廉政故事吗,放在今天,也挺有意义。“禹寸陶分”,也是郑板桥励己励人的话,是鼓励珍惜时间,勤奋工作,也是很“正能量”的。

濯缨水阁的濯缨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推崇一种人格力量。陶侃为官几十年,始终勤于吏职,勤作学问,不喜饮酒,不玩赌博,是儒家理想中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物,也是郑板桥生涯得意时理想中的楷模。郑板桥平生好作对联,但多景致联或抒情联,正正规规沉稳郑重得如此地步的仅此一联而已,表达了他的道德文章高度。郑板桥喜撰四言联,诸如《书宫灯联》“云驶月晕,舟行岸移”;《赠商人》“打松算盘,得大自在”;《无题》“须要小心,不可大意”;《青城山天师洞门外台榭》“心清水浊,山矮人高”;《无题》“山随画活,云为诗留”等,但均不及“濯缨水阁”这副正大高尚,“一本正经”。57岁的他应当说是处于人生顶峰,此后他逐渐不满官场黑暗,二年后即59岁时,已渐生归田之意,这一年的九月十九日,书下了著名的横额《难得糊涂》。又二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61岁的郑板桥被罢去官职,从此诗赋文章又作一变,很少再有努力尊崇传统信条,突出自我完善,一味追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诗文联语了。因此,就郑板桥诗文年谱而言,“濯缨水阁”联无疑是他人生激昂生涯的一大标志,他把这标志留给了苏州,留给了苏州园林,为苏州的园林文化增添了异彩。

三、建筑的隐喻

我在《苏州园林趣谈》中说过这样的话:“各种层次、各种爱好的游客,在苏州园林所展示的文化艺术中,或悟得了真趣,或受到了熏陶,或感受了愉悦,或坦荡了襟怀,或握住了智珠,或拥抱了青春。”

之所以这样说,单就园林中的建筑而言,论据就够多的了,这里单就建筑隐喻方面,略举数例。

1、拙政园“与谁同坐轩”的秘密

园林里有外形像扇形的亭子,统称为扇亭,苏州园林中比较著名的有两座,一座在狮子林,一座在拙政园。

狮子林的扇亭,建在狮子林西南角,亭内小桌与窗户都取扇形,东北面开敞,置吴王靠(鹅项椅),亭下是假山,山道蜿蜒直到水池边,北望得见池中岛上紫藤架与石拱桥,东望是黄石假山“小赤壁”,与池水相抱。亭原有匾额“遯思”,遯通遁,义近“退思”,有退隐江湖之意。

扇亭地处狮子林园内西南角。在苏州古典园林中,遇到拐弯转角,一般是开设门户,使之有“曲径通幽”之妙。但该座扇亭在设计时,别出心裁,借拐弯之角,切角成圆,角内留出的空间形成小天井,内植芭蕉翠竹,与湖石组成竹石小景。当游人从园西墙高处沿廊下折走进亭内,一眼就通过右侧扇形窗户见到竹石小景,不知不觉之中绕过这个“角”后,而左侧(即东北面)因景物豁然开朗引起人们关注,无形中就把人们行进的方向导向东面。扇亭处于园西山南北向走廊和园南墙东西向走廊的交汇处,苏州三伏天晚上常刮偏西风,偏西风因长廊及园墙回风的缘故,到此激成大风,故而亭内经常风声大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取风纳凉之扇亭。

而拙政园的扇亭建于西花园(补园)园池北岸拐角处。它一面倚山,一面临水,平面扇形,坐西北朝东南,亭内窗、门、桌也均作扇形,东南开敞处所置吴王靠坐槛也作扇形,因临水边,又名“与谁同坐轩”,取宋 代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词意而命名。

《点绛唇·闲倚胡床》词是苏轼主政杭州时,于元祐五年(1090)秋为时任别驾的袁轂所作,全词是这样的:

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

作为朋友,袁轂和苏轼时有诗词唱和。苏轼这首词写得十分潇洒轻松,而且非常口语化。上片才说“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下片即答道:你“别驾”一来,就有唱有和,“还知道吗?自从添了个你袁轂,与我同坐,原来的明月清风,已非我一人独赏,由两人平分共享了。”

这座扇亭,在拙政园二十多座古亭中,不仅造型别致,还因名称内涵丰富而独领风骚。苏州现代著名作家、园艺家周瘦鹃先生有《望江南》一词,对其赞扬有如:“苏州好,拙政好园林。轩宇玲珑如展扇,与谁同坐有知音。于此可横琴。”

“与谁同坐轩”与“遯思亭”各有特色,狮子林的“遯思亭”,建在园西南角高地上,而拙政园“与谁同坐轩”处于水边。建在高地,妙在对外观景,而建在水池,妙在组景,更宜于在外欣赏。

一宜于众人在内同欢,一宜于雅人自乐,相反而相成。

但是,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却另有更深沉的隐喻。

在“与谁同坐轩”背后(西北面)有土山,山脚下垒石护坡,山坡上遍植箬竹,山顶造一亭,平面五柱圆形,亭顶如笠帽,取《诗经》“何簑何笠”,故亭名笠亭(笠即箬帽),笠亭隐在竹丛之中,从水池东面观赏,笠亭土山,隐在“与谁同坐轩”背后(但在“与谁同坐轩”内向北望,可以发现笠亭正位于扇形漏窗景框内),笠亭则像一个农夫、渔父常戴在头上用来遮阳挡面的斗笠,而且圆圆的形状又像一把团扇。但在这里,笠亭的锥形屋顶形似扇骨,笠亭的宝顶是扇的柄端,与谁同坐轩屋面则如一把打开的折扇扇页,两边脊瓦为侧骨,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倒悬的大折扇图形,而分开一看,一是折扇之面,一是团扇之面。

它们具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光绪三年(1877)张履谦以6500两银子买下当时为汪硕甫的宅园,并开始陆续修建后花园即“补园”,修园时特别延请了吴门名画家顾若波、陆廉夫及书画家俞粟庐等参与谋划,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到1892年才正式建成,南北总长约120米、东西宽约60米的“补园”,即今拙政园西花园,而“与谁同坐轩”及其背后的笠亭正是张履谦精心设计、刻意安排的。

原来,张履谦的祖父就是在山东济南以制扇起家的,具有浓厚书卷气息的制扇技艺,使张氏声名远扬,产业逐渐发达,经过数十年的进取和发展,扩大制扇业务,兼营百货,更兼钱庄信汇,店名“有容堂”。“有容堂”名震济南。清末刘鹗著名的《老残游记》,我们很多人大约都读过,小说第十四回里所写的那个钱庄就叫“有容堂”,借用的就是张氏开办的店号。

张履谦祖父晚年家道兴盛,祖父有三子,张履谦父亲张肇培即为其二子,分家时,得到了苏北连云港板浦附近的盐场,张肇培夫人马太夫人原籍常州,所以就在苏常一带定居。张履谦继承了父产,经过努力,成为两淮大盐商,并任过户部山西司郎中。但他不忘先祖以制扇起家的历史,因此在设计修建补园景点时,精心安排了扇亭、笠亭组合之景,以隐喻不忘根本。据近年出版的《补园旧事》透露,不仅小小亭子里深藏着张氏祖先制扇起家史,张氏后代也都收藏扇子。补园时共藏有折扇几百把,马太夫人会巧制扇面,抛光扇骨,编扇坠花结。据后人回忆,江南夏季湿热,房子易受潮发霉,张履谦的孙子张紫东(钟来)就曾在补园将许多折扇放在院子里晒阳光去霉湿呢。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破四时”时,张家上缴的收藏的折扇尚有近百把。

2、艺圃“朝爽亭”及其他

中国的汉字既象形又象声,《六书通》中称作“形声”也好,会意也好,在千百年的使用过程中,常有些别出心裁的用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类似的使用现象,苏州历史上,最著名的是宋元之际郑思肖的作为。

郑思肖(12411318),福建连江人,著名的诗人,也是画兰画竹的高手。他原名已佚,南宋亡后,乃改名思肖,思肖即“思赵”(赵宋王朝的赵,繁体字为趙),他字忆翁,号所南,都是寓意怀念南宋之义。信佛后,又号三外野人。

郑思肖终身未娶,14岁自杭州迁居苏州,以后长年主要生活在苏州。初居苑桥,第二年即迁于“条坊巷”。即今调丰巷(调丰巷旧时有横巷,因故名诗巷,)。十年后,他又先后迁居城中黄牛坊桥(今黄鹂坊桥)、采莲巷、仁王寺、双板桥、望信(星)桥、皋桥等地。

郑思肖不仅是个著名诗人、画家,在当时,更是一个秉持民族大义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了他所有的诗文、画作。南宋亡后,他“坐卧不向北”,以示不向元统治者屈服;屋中还高挂“本穴世界”的题额,本穴,以“本”字中的“十”移置“穴”字中,即为“大宋”两字,以标“大宋世界”。曾著书称“大无工十空经”,空字去工加十,仍为“宋”字,以寓其书名实为“大宋经”。为了表示忠于南宋,发誓“不与北人交接”,在朋友座间,一听到语音有异的,马上站起来走人。他所画兰花,无土根或有根无土,人问之,答道:“地都被番人(指元人)抢去了,你不知道吗?”某官儿求其画兰,硬是不予,官儿知其有田产,就威胁要加重税收,郑知道后,愤怒地表示:“头可断,兰不可画!”权贵们索要兰花,他不给,但却又常常把所画兰花送给普通人甚至小孩。他的题菊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因立场鲜明、含意坚强而脍炙人口。宋朝宗室赵子昂,也是书画家,名重当世,但宋亡后受聘于元朝,郑知后即与之断交。赵几次主动上门拜访,他都拒而不见。每坐,必是南向,逢到年节,就望南野哭而再拜。并常以“无力回天”为恨,临终时,对朋友唐东屿说道:“我死后,麻烦你给我写个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作为南宋遗民,郑思肖诗文创作丰富,其中又以《心史》最为重要,它的传播也颇有喜剧性。

原来,《心史》是郑思肖青壮年时代的力作,主要集中创作于德祐乙亥(1275)至癸未(1283)十几年间。全书包括《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二卷、《久久书》、《杂文》一卷和篇幅最长的一卷《大义略叙》。前几卷都是诗文,唯独这《大义略叙》,却是一篇元蒙的发展小史,也是一篇描述南宋失国的痛史,其中记录了投降卖国者的种种丑行和爱国志士的英勇斗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出于各种考虑,郑思肖于癸未年(公元1283年,即元代至元二十年——郑思肖在书上题“(宋)德祐九年”),把《心史》全书藏在铁函中,沉于苏州城内承天寺(今东中市承天寺前及东、西海岛一带)狼山房井内。

明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地区大旱,史载:“吴中久旱,城居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这年十一月初八日,承天寺狼山房僧人达始(字君慧)浚枯井,才将藏于泥水中已有356年之久的铁函起出,打开铁函,函内为石灰,灰内是锡盒,盒内书折成卷,完好如新,由生漆封存。这成卷的书籍就是郑思肖亲自封沉的《心史》。《心史》重见天日后,引起轰动,在它的传抄、刊刻过程中,为之作序作跋的名士竟达二十多位,之后至少又有九十多位著名人士为它题诗作文,成为苏州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重大事件。

郑思肖的用对汉字的拆分和组合表示理念的手段,在苏州园林艺圃中,不仅有所发明,还有了更强烈的表现。

艺圃,位于阊门闹市附近(今天库前文衙弄),明嘉靖年间建成之后即以“城市山林”闻名,“林木交映,为西城最胜”(崇祯《吴县志》)。这座园林的头几任园主,都是人品极为高尚的人士,十分受人崇敬。其中,又以姜埰(16071673)父子的风范气节最为突出。

姜氏父子时的艺圃,相当鼎盛。汪琬作《姜氏艺圃记》时,艺圃有池广2亩许,建筑有延光阁、东莱草堂、念祖堂、暘谷书堂、爱莲窝、四时读书乐楼、香草居、敬亭山房、响月廊、南村、鹤柴、朝爽台、乳鱼亭、思嗜轩,等等,并有奇花珍卉,幽泉怪石。四方骚人墨客,为艺圃胜景题咏绘图者,不可胜计。

东莱草堂、念祖堂、爱莲窝、香草居、敬亭山房、改过轩等,直接表现了姜氏的坎坷经历、志趣情操,但另有一些,鉴于当时的高压政治,则采用了隐晦难解的手法,或旁敲击侧,或“借鸡生蛋”,甚至像上述的郑思肖一样,利用建筑题额,对汉字予以拆分和组合,曲折地、顽强地表现了主人怀念前朝、忧国忧民的情怀。

主人是明朝遗民,所以一些景点的题名,都用了与日月光明有关的汉字,如“旸谷”,即指日出之处,响月廊的响字,即应也(现在有词汇就叫响应)。池水东边为日出之处,池水西岸为响月廊,是东面日出,西面有月应之,合为一字即是明朝的“明”。延光阁的延字,是迎候的意思(古代聘请称作延聘),“光”,复兴(有词汇光复),所以延光就是“迎接光复”,光复明室也。至于现在处艺圃水池南面最高假山顶上构筑的朝爽亭,姜氏艺圃时称朝爽台(现朝爽亭建于1982年修复艺圃时),取名朝爽,更是煞费苦心。表面看,高处迎旭日而取爽,实际上此词组倒过来读作爽朝,爽去掉四个“×”,成大字,朝字左边去掉上下两个“十”字,成明字,合起来则为“大明”二字,一看朝爽,遗老遗少,就明白是思念“大明江山”呢,也暗示“大明”现在被刀叉等兵器卡住着。诗人王士禛《朝爽台》诗云“崇台面吴山,山色喜无恙。朝爽与夕霏,氤氲非一状。想见拄笏时,心在飞鸟上。”王士禛知不知道内含“大明”两字,我们不得而知,但诗最后两句“想见拄笏时,心在飞鸟上”却极有深意。我们古代有“拄笏看山”一词(今《辞源》仍收录),原见《世说新语》“简傲”篇中,说晋代的王子猷即王徽之,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平生不修边幅,生性高傲,放诞不羁,他夜里饮酒,突然想起朋友戴逵(戴安道),便乘小船去访,一夜天才到,却不敲门,回转,所谓“乘兴而行,兴尽而归”的“雪夜访戴”故事,就是他讲他做的。另外,他在南京青溪码头(萧家渡渡口)请桓伊(野王)吹箫的故事——即《青溪三曲》,又称“桓伊三弄”,即今《梅花三弄》,也是很出名的)。

王徽之做车骑将军桓冲的参军,桓冲有一天对王说:“你到府中已经好久了,近日应该处理政务了。”王没有睬他,只是看着远处,用手板支着腮帮子说:“西山早晨很有一般清爽的气息呀!”后来就以“拄笏看山”比喻人虽在官场但有闲情雅致。王士禛说心在飞鸟上,只是说想往自由么?恐怕不对,心想的恐怕是明代,而且姜氏父子并未做清代的官,强调的是民族气节,其意自明。

四、植物与动物的刻意安排

古典园林文化的哲学取向是“天人合一”,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人写意园,讲诗情画意,追求的就是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在创建良好的生态景观的努力中,寻求精神安慰,实现人生价值。

园林中的生态景观,包括植物景观、动物景观两个方面,真如文震亨《长物志》禽鱼卷中所说:“语鸟拂阁以低飞,游鱼排荇而径度,幽人会心,辄令竟日忘倦。……庶几别鸟雀,狎凫鱼,亦山林之经济也。”

但是在古典园林中,讲究植物栽培和动物养殖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更是有意识地追求吉祥,讨个口彩,这就是民俗题材了,于是举凡飞禽走兽,奇花异木,只要其名称的形、音、义中的任何一项能显示或暗示某种喜乐、安康、祥和、吉庆(包括长寿,成仙,成佛)的,都能拿来为园主园工所用,哪怕因谐音而牵强附会,甚至不惜曲义穿凿,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反映在私家住宅园林中,因与日常生活紧紧相连,尤为常见。如植物栽植方面最常见的“金玉满堂”(堂前种金桂花、白玉兰),“玉堂(春)富贵”(院内种玉兰花、海棠花、迎春花、牡丹花、桂花),“岁寒三友”(松、竹、梅的配植),四君子(梅、兰、竹、菊)等。动物养殖因诸多条件限制,除笼养名鸟外,主要多用于图案描绘(图画或雕塑),如“喜上眉梢”(喜鹊、梅花)、“六合同春”(梅花鹿、丹顶鹤、梧桐树、椿树)、“封侯挂印”(猴向枫树上挂印的纹图,或猴骑马匹上,示“马上封侯”)等。

事例太多,可说是不胜枚举,但也有人们疏忽了或者不大领会的,如种植芭蕉和园中养鹤等,现诠释如下。

1、芭蕉秘密

芭蕉是一种较大的丛生多年生草本,在热带,终年常绿,在温带,冬季叶枯,仅余残茎,但春暖又萌芽抽叶。芭蕉别名扇仙、芭苴、天苞、绿天等,高达数米,最高者可达10米,叶互生,长椭园形,叶翼开张,宽5070厘米,长23米,叶肉宽厚,中肋肥大,两侧有平行脉,叶面翠绿,色泽光洁,十分美丽。于是,庭院内,只需数本蕉树,便绿荫如盖。特别是夏日,“芭蕉分绿与窗纱”,就使人感到诗意和愉悦。所以李渔《闲情偶寄》中云:“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画,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绿天’之号,洵不诬也”。

芭蕉翠叶扶疏,给人的视觉形象非常清新深刻,而且它的生长特性,又为人们提供了美丽联想的天地。

芭蕉在唐代已大量入诗。于鹄诗云“记得芭蕉出槿篱”,韩愈诗云“芭蕉叶子栀子肥”,白居易诗云“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僧皎然诗云“风回雨定芭蕉湿”,李商隐诗云“芭蕉斜卷笺”、“芭蕉不展丁香结”,钱珝(钱起的曾孙)更有一首题名“未展芭蕉”的诗,是公认的名篇:“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今被东风暗拆看。”诗中的“绿蜡”被后人作为芭蕉的代名词,《红楼梦》第18回就用过“绿蜡”这个典故。特别是李商隐的“芭蕉不展丁香结”诗句,对后代的爱情诗影响极大。例如,宋代词人贺方回与其爱妾的诗词往回,都化用了李的诗句。

芭蕉大量入唐诗,说明远在唐代,芭蕉已经广为栽培,很受人欢迎了。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在家屋周围广植芭蕉,以致四周被蕉叶“染绿”,故称其居所为“绿天庵”,怀素整天便以蕉叶代纸练字。蕉叶练字,当然只是传说,蕉叶表面光滑,且有蜡质,实际上很难留住墨汁,传说无非说明怀素笔力千钧,能入“叶”三分。但它广为流传,便成了文人的风流雅事。

此外,宋代诗人吴文英的“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见《唐多令》)、李清照的“叶叶心心,舒展有馀情”、朱淑真的“鸣窗更听芭蕉雨,一叶中藏万斛愁”、元代徐再思的“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见《双调水仙子·夜雨》)、清代乔湜的“绿云当窗翻,清音满廊庑。风雨送秋寒,中心不言苦”(《芭蕉诗》)、吴伟业的“千丝碧藕玲珑腕,一卷芭蕉宛转心”等,也非常著名。

许多诗都把芭蕉拟人化了,有的将芭蕉比作洁身自好的伟丈夫。清人乔湜的《芭蕉诗》云:“绿云当窗翻,清音满廊庑。风雨送秋寒,中心不言若”。后两句的意思是:芭蕉在风霜打熬下,虽然绿叶尽枯,但茎杆依然,中心坚硬,不畏寒冷,以喻能吃苦忍辱的志士仁人。

更多的则把它比作多愁善感的美女子。清人吴伟业《无题》四首之一云“千丝碧藕玲珑腕,一卷芭蕉宛转心”,前句形容美人的“玉臂”,后句比喻美人缠绵婉转的芳心。

宋代文学家苏轼有一则种芭蕉的故事,可作另类诗词;苏轼有一阵闲适无事,便让夫人在院中种了几丛芭蕉。几个月后,秋雨连绵,苏轼一时兴起,顺手摘取一片蕉叶,拭去雨水,在叶上挥毫道:“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夫了见了好笑,也取来蕉叶提笔写道:“是君心绪太无聊,让种芭蕉,又怨芭蕉”。故事味淡情浓,把诗人业余生活情趣,刻画得十分真切。

芭蕉被广为培植。除了容易栽培、形态美妙,附丽了许多典故以外,还因为“芭”字的发音与“发”字相近,特别在南方,“芭”、“发”两音几乎相同,易于讨口彩,自然成了吉祥物。民间流传的道教“八宝”(注)中就有芭蕉(叶)。古代书画家也爱画芭蕉,常常是芭蕉与湖石相配成“蕉石图”。蕉,谐音“招”,暗示“招财”;石,暗示“长寿”,用现今的说来说是“小康”加“健康”,当然是十分吉祥可喜的事。“蕉石图”中还包含了更深沉的哲学追求。蕉,代表阴柔之美(美女子),石,代表阳刚之美(伟丈夫),阴阳调和,便组成“中和之美”,这是我国历代哲人追求的最高的美学境界(单就人类繁衍而言,也就暗示着“生生不息”的意思)。苏州留园“石林小院”的“揖峰轩”一角,仍植有数株芭蕉树,旁靠高大的太湖石,组成了活色生香的“蕉石图”,既耐看,又引人深思。

芭蕉植于院内墙角,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原因,即园林角落多种芭蕉另有一个防盗贼的考虑。园中需要绿化,但之所以把芭蕉栽于角落,将园的中部土地及空间让位于其它古木名卉,还在于,芭蕉树无干有茎,茎叶柔软,盗贼不能攀爬,若换种其它树木,容易招来墙外的“梁上君子”,而种芭蕉树,却安全多了。

:道教的“八宝”内容多有歧异,大致取珠、钱、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珊瑚、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诸物中八件组成“八 宝”)

2.鹤在苏州古典园林

这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有趣的课题,限于篇幅,此番仅作引玉之砖,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这里所说的鹤,即丹顶鹤,就是民间所说的仙鹤,体长为120160厘米,翼展可达240厘米左右,体重通常可达10公斤,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我国东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日本、朝鲜等地,是一种大型涉禽。颈项较长,头顶红色,喉颈及飞羽为黑色,其余全为白色。由于飞羽黑色,长而弯曲,覆盖在尾上,往往被误认为黑色尾巴,双脚细长,黑色,后趾高,显得修长挺拔。自然界的丹顶鹤,雌雄成对,清晨及傍晚,常双双引颈直伸,双翅耸立,翩翩起舞,节奏优美,同时发出嘹亮的鸣色,传闻很远。由于丹顶鹤外在形象显得优雅,高翔远飞的能力特征,吉祥长寿(寿命可达五六十年)的生命质量,都与古人想象中的高飞凌云、祥瑞长寿的神仙形象符合,被人称为仙家之禽。

我国是丹顶鹤的故乡,人们普遍喜爱它、关注它,早在《诗经》里就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记载,殷商时的墓葬中,就有鹤的雕塑,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器,也有鹤体造型的礼器,“卫懿公好鹤亡国”更是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晋代吴人陆机遇害时,曾叹息道:“想听一听故乡的鹤鸣,还能听得到吗?”陆机故居在华亭(今属上海松江),“华亭鹤唳”因而成了悔入仕途、留恋过去生活的一个典故,“华亭鹤唳”也可说是一种“乡愁”吧。至于道教创始人张陵开创五斗米道的发祥地,就在四川鹤鸣山,鹤因而被视为出世之物,成了高洁、清雅的象征,民间普遍将它视为吉祥清高之物。唐代白居易诗云“静将鹤为伴,闲与云相似”,宋代林逋甚至“梅妻鹤子”,道家更把它看作仙禽,后来,人们都认可了鹤是道家的标志性坐骑、伙伴,许多小说写到仙人或有道行的道士出场,必有仙鹤作伴。影响到后来,习惯上称仙人或得道之士为“鹤驭”,颂人长寿为鹤寿、鹤龄、鹤算,甚至人过世也叫驾鹤西行。

饲养丹顶鹤,很早就被视作“山林经济”,清末文震亨在他的园林专著《长物志》中,把鹤列为禽鱼卷的卷首:“鹤,华亭鹤窠村所出,其体高俊,绿足龟文,最为可爱。江陵鹤泽、维扬俱有之。……蓄之者当筑广台,或高冈土垅之上,居以茅庵,邻以池沼,饲以鱼谷。欲教其舞。俟其饥,置食于空野,使童子拊掌顿足以诱之,习之既熟,一闻拊掌,即便起舞,谓之‘食化’。空林野墅,白石青松,惟此君最宜。”文氏是苏州名门,对苏州园林文化的发展不仅有重大理论贡献,更有丰富的实践经历,他对鹤与园林、苏州园林的描述是经典性的。

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知道他对养鹤非常在行,园林中养鹤,使园景静中有动,生气勃勃。养鹤要注意它的生物特性和生态环境,要让它仍旧好像生长在大自然中,悠然自得,并无不适之感。利用动物的“条件反射”驯鹤舞蹈,以今天的眼光看,还是极为科学的。所以陈植先生在介绍《长物志》时还特意指出,“这种进步的动物生态饲养方法,我国竟在三个世纪以前,有此理论及其实践,极为难得。”(《明末文震亨氏的选园学说》)。

其实,苏州之前就有园林中养鹤的趣谈。北宋苏州“英声振于士林”的著名学者朱长文,他的居所“乐圃”(原址在今市中心景德路儿童医院一带),本身就是一座大型第宅园林,园中就养有仙鹤:“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庑。……堂之南,又为堂三楹,名之曰邃经,所以讲论六艺也。邃经之东,又有米廪,所以容岁储也。有鹤室,所以蓄鹤也。有蒙斋,所以教童蒙也。”(朱长文《乐圃记》)。逮至明代万历年间,宰相申时行致仕后,即在原乐圃故址,重建了名叫“适适园”的园宅,申时行在“适适园”中也养了两只鹤。有意思的是,申时行所养鹤,一有客来,就出门迎客;客人行酒,鹤还会跳舞鸣叫助兴(清魏禧《蘧园双鹤记》:“吾又闻先生大父文定公,当明农时治第吴趋,鞠二鹤。每燕客,则二鹤迎于门。坐定酒行,则展翅共舞,和鸣久之,下阶而就食,何鹤之多异也。”)更有意思的是,“适适园”传到申时行的孙子申继揆手里,已是明末清初,有一年(康熙七年,1668),居然有“大鸟翩然降于南除,群笑而哗曰:‘鹤也,鹤也。’明年已酉,先生八十初度,月在仲春,阁之后复一鹤来,止而不去,盖一雌而一雄……”(魏禧《蘧园》)也就是说,申继揆时,“适适园”不再养鹤了,居然自己飞来了两只鹤,而且赶而不走!

其他苏州园林,如比元代狮子林,“园龄”比《长物志》作者文震亨足足早了二百多年,园中也养鹤。狮子林首任主人惟则和尚在他的《师子林即景十四首》中,就有一首提及:“西邻丹鹤唳无休,鹤意吾知为主忧;养得鹤或骑鹤去,扬州未必胜苏州。”诗是借用了“骑鹤上扬州”的典故,但园中养鹤却是实录,不然也不叫“即景”了。明代道衍《师子林三十韵》中也有“蝉号随梵奏,鹤舞逐径行”之句,也可视作“养鹤、驯鹤”的证据。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文震亨对园中养鹤,至少明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震亨自家有个园林,称香草垞,园中是否养鹤,今已不考,但他哥哥文震孟“药圃”(即今艺圃)中是养鹤的。与他同时的族人文柟有《药圃孤鹤》诗(“临流一顾步,瘦影恨分明。月白不双照,霜清常独鸣。羁离望宵汉,寂寞傍轩楹。不觉怀俦侣,因之伤我情”)可以为证。艺圃归姜埰后,又建有鹤柴(今艺圃芹庐内小轩名鹤柴,即沿用其名)。柴者,柴篱也,鹤柴即是围栏栅圈养鹤之处,姜埰朋友诗中多有提及。当然,艺圃中不止是不止>养鹤,还养了鹅、鸳鸯,这是符合文震亨园中养凫雁之类,而且要成群“方有生意”的主张。

拙政园初建于明代,拙政园当时有没有养鹤呢?没见专门记载,但东部原为明末王心一所建的归田园居(今为拙政园东部),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心一的曾孙王遴如请当时名画家柳遇作《兰雪堂图》卷,这是一幅被人称为“精工之极”的写实图,至今存世,图中主景“兰雪堂”南平台上就画着一只丹顶鹤,正在“闲庭信步”。

留园也养鹤,署名“鹤所”的地方,至今尚存,在今五峰仙馆(楠木厅)东南,据周铮《留园》所说:“昔日仙鹤放养在假山下,自由自在,与山上青松相伴,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松鹤长寿图”。

苏州园林中豢养仙鹤,决不只是文字传说,清徐扬献给皇上的《盛世滋生图》(姑苏繁华图)中就绘有人工养鹤的图景(藩台衙门前段图景,图中一只鹤正从石桥上快步朝庭院走来,庭院中另画两只鹤,作等候状。如果是凭空瞎画,那就吃不着兜着走了,“欺君之罪”么。)

当然,也不是一般家庭都能养得起鹤的,要有足够的空间,而且鹤性喜吃鱼、虾、蛇、鳝等,人工豢养,虽然可给它吃稻谷,但也要时常以鱼、虾等鲜物喂之,“才能使毛羽润而顶红”(《花镜》),养鹤的成本很大,再加上种种原因,近代苏州园林中养鹤就不常见了。但也有例外,这就是初建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18741882)的怡园。在建园过程中,顾氏集各园景观之长,广为搜罗名树古石、碑刻,还在园内放养了孔雀、鹤、梅花鹿等动物;其中养鹤的历史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我们知道,怡园顾家出了不少书画家,其中有一位还擅长于摄影的,这就是过云楼、怡园第四代主人、大名鼎鼎的顾公硕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公硕曾任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顾公硕为苏州留下了不少城乡社会景象的摄影作品,他有一幅作品,摄的就是家中豢养的仙鹤,题为“怡园老鹤”(几年前出版的《顾公硕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挂历上,有刊用)。说起顾家的这只老鹤,还有一段令人感慨难忘的历史。原来养得好好的这只仙鹤,1937年苏州沦陷时,日本强盗先把过云楼书画抢劫一空,几个野蛮的日本兵见了园中的鹤,也把它捉去当场烧熟吃了。这事很快传出去,引起了人们公愤。之前,1933年,顾家曾请当时名人杨无恙为老鹤画过一幅《鹤寿图》,当听说日本兵杀吃仙鹤事后,杨无恙同诗人屈伯刚,又在《鹤寿图》上,补题了一段文字,虽然辞意隐晦,但是愤懑痛惜之情溢于言表,《鹤寿图》也改名为《烈鹤图》。此图至今尚在,也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无耻烧杀抢掠、灭绝人性的罪证,弥足珍贵,

讲到园中养鹤,也许有人会想到苏州有座园林,名叫“鹤园”,这座园林在古城主干道人民路中段西侧的韩家巷内,1963年起就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全面修复,现由市政协及吴文化研究会使用。这座园林建于清代晚期,首任主人就是洪鹭汀(洪尔振),洪鹭汀做过一任溧阳知县,官虽然不大,却很有些名气,主要是他与当时的名人如郑孝胥、吴昌硕等都有较多的来往(我们园区当年主筑李公堤的李超琼与他来往较密,《李超琼日记》中多次提到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洪罢官后来到苏州,第二年就在韩家巷宅西的一块空地上,营建了“鹤园”。之所以取名鹤园,并不是园中有鹤,而只是因为在造园时,与韩家巷一巷之隔的北邻“曲园”主人俞樾,送了他一幅题字“携鹤草堂”,故名鹤园。但是虽然园子有“林壑之美”,洪氏因在今饮马桥附近(旧称彭耆巷)另有祖业,所以对此地并不感兴趣,“不欲有其业”,园未造好,就把这个园子售给庞庆麟了(同治十三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主事)。

1923年,园归庞庆麟孙庞国钧,庞国钧人长得修长清癯,所以自号“臞鹤”,住进“鹤园”后,又改字“鹤缘”,庞国钧是金天羽的表兄,金天羽专门写了《鹤园记》,以记其事,金天羽号“鹤望生”。辛亥革命后庞国钧又将园子租给词人朱祖谋,与朱祖谋常来往的朋友中,又有叫“郑大鹤”的。如此种种,都与鹤有些关联了,但未闻养鹤。据说,为了与鹤园名符相实,庞国钧在园内廊前以白色瓷片作鹤形铺地外,也曾饲养过一只仙鹤,可惜没过两年,仙鹤便死了,但这未见有确凿的文字记载。

与鹤有关但未见养鹤的还有耦园。耦园的主人沈秉成喜欢鹤,他自号“老鹤”,任镇江知府时,又得《瘗鹤铭》拓片,该拓片与沈以前所藏几种《瘗鹤铭》拓片相比,多出“寿鹤”两字,上面又有名人吴伟业的款识,沈非常高兴,所以在耦园西花园最东侧,依墙建了一个面积为20平方米的廊亭,叫“鹤寿亭”,虽不起眼,却别有意味。

苏州园林养鹤,不仅是苏州作为水乡,原是群鹤喜欢栖息之处(因为水中多鹤爱吃的鱼虾,苏州历史上曾有别名叫鹤城),容易饲养。还因为如前所讲,鹤的形象,特别是它的“遗世独立”的象外之意,是很契合旧时士大夫阶层的标榜清高和隐逸的文化。此外,鹤乃蛇的天敌,它非常爱吃蛇,养鹤可以防蛇害,所以《吴县志》中有“邑中园亭多为畜之,可辟蛇”的记载。但养它的代价实在太大,特别是近代以来,鹤已比较稀少,现在已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园林中不宜再养。但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重大现象,还牵涉到许多民俗,民间风俗,民间传说,作为一个文化课题,其实是很值得研究和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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