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方志之乡，记载吴越争霸的《越绝书》，堪称方志源头。自汉至北宋千余年间，地方志曾以地记、图经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苏州都有传世之作。我国传世的42种宋元方志中，苏州占有6种。明清以来，更是名志迭出，据初步统计，包括乡镇志和各种专志在内的苏州传世旧志有392种。自古以来，方志就不是流行读物，一般印数较少，历经战乱、虫蛀、霉变或者藏家的毁禄之灾，能够传至今日的已经甚是不易，加之“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运动，很多很普通的旧志已属于“稀世物品”，图书馆往往将之视为“善本”，不轻易示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字改革运动，推广简化字，年轻一代的“国学根底”普遍略逊前辈，即使有幸见到旧志，没有标点和竖排繁体的固有模式，一般读者很难读懂，极大地制约了这种权威性地方文献的利用。因此，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开发和挖掘地方历史文化首先要让志书发挥作用，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懂志书，志书可读能用的前提就必须整理。
关于旧方志的整理问题，早在1956年傅振伦就写了一篇《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提出来了。他在文中说“中国是具有丰富文化典籍的一个国家，方志是丰富文化典籍的一部分”，“它所引用的资料，不仅有见于载籍的材料，而大部分还征引了大批公文档案、野老口说、图像金石等不见经传的新颖材料。这类‘地近易核，时近迹真’的直接和原始史料都是极可宝贵的，可以信服的历史源泉。”中国历来有“当代修志，隔代编史”的传统，“当代修志”的好处是“亲力亲为”，很多事情在还没有被遗忘的时候就及时加以记录，因此，可以说地方志是一种当代人的集体记忆，比较真实可信，其存世价值相对较高。傅振伦当时就提出“（对旧志）应明定步骤，分别加以整理”的主张。也许由于历史的原因，50年代有识之士的修志之声很快被淹没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了，整理旧志也就无从谈起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修志之声再起，整理旧志作为新编志书的借鉴，也就顺理成章了。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为了配合苏州建城2500年的纪念活动，在1986年联合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的前身）推出了《吴越春秋》、《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吴门表隐》、《百城烟水》、《清嘉录》、《宋平江城坊考》、《寒山寺志》等9种《江苏地方志文献丛书》，拉开了苏州整理旧志的序幕。
《吴越春秋》，后汉赵晔著，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作者是越人（绍兴人），主要依据《左传》、《国语》、《史记》以及有关吴越相争的文献资料和口头传说，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史，也非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如《阖闾内传》中记载阖闾命伍子胥造筑阖闾大城、让干将铸作名剑之事言之甚详，均可作为《越绝书》之旁证。
《吴地记》，唐陆广微撰，是吴地方志中唯一传世的地记。此记一述史地沿革、二载山川、三记各县、四考城门、五记坊巷、六载桥梁、七记台阁、八载寺观、九录茶盐酒等税钱、十记坟墓，以苏州为记载范围，先叙府后载县，即以府县为纲，下载建置沿革、分野、世系、辖境、户口、赋税、城郭、寺观，又增记坟墓、园宅、台阁，已初具府志形制。
北宋政府数次大规模诏修图志，对各地图经方志的编纂起了极大促进作用。据统计，著之于编的宋代图经多是祥符、熙宁、元丰、政和等时期纂修的。据不完全统计，宋朝图经存目共有200余种，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著录的《祥符图经》即有43种之多，包括今江苏(4种)、安徽(2种)、浙江(7种)、福建(1种)、湖北(6种)、江西(7种)、广东(3种)、广西(1种)、四川(12种)等省区，其中苏州有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之《苏州图经》、罗处约《吴县图经》等。北宋图经多已散佚，有刻本流传下来的只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1种。《吴郡图经续记》3卷。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号乐圃，苏州人。北宋仁宗嘉祐四年进士，后因骑马伤足，不肯出仕，元祐中经苏轼等人推荐为本州教授，《宋史》有传。该记承续北宋大中祥符间李宗谔等撰《苏州图经》，成书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15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6门；下卷分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7门，共28门。从门目上看，该书因事立目，分门别类，比唐陆广微《吴地记》门目多一倍有余，几乎涉及苏州地区情况的各个方面，历来为志界推重。其门类设置注重反映地方特色，如苏州近海且境内湖网密布，该书特辟“海道”、“治水”二门予以重点记载，其治水所载内容成为苏州地区最早一篇水利史，详细记述了自唐迄宋当地兴修水利的主要经过，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
苏州首部体例完备，统合古今的府志当推范成大的《吴郡志》50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凡三十九门，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之善本。”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
苏州的寺庙数寒山寺最有名，最早由叶昌炽撰成《寒山寺志》3卷，该志体例精当，史料翔实，文字典雅，被推为苏州寺园小志中的上乘之作。江苏古籍出版社先后于1986和1990年出版黄玉瑜、甘兰经校点本及张维明校补本。顺便提一下，200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版《重修寒山寺志》（新志）。
苏州的风俗志，最有名的要数顾禄撰辑的《清嘉录》12卷，专记苏州郡城岁时土风，自岁首至岁尾，每月1卷，凡街谈巷议、农谚山谣、民情风俗，按候罗列，共242则。每则之末，搜罗群书所记相关内容，援以为证，颇有助于了解乾嘉时期社会状况及民情风俗，所记社会底层生活更为他书所少见。
《百城烟水》是清初徐崧、张大纯编辑的一部苏州地方文献专集，体例仿照宋代祝穆《方舆胜览》、明代陈循等编纂的《寰宇通志》，先出名胜古迹的地名为条目，接着叙述其地理沿革、历史掌故、社会人事，有话则长，洋洋千言而意犹未尽，无话则短，三言两语即戛然而止，辑录了自唐宋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初诗家的登临怀古之作。记述范围是当时苏州府及其所属吴县、长洲、吴江、常熟、昆山、嘉定、太仓、崇明等各州县的山川形胜、寺观名刹、园林宅第、名胜古迹，网罗甚广，熔方志、游记、诗集于一炉，体例新颖，文采亦佳，极负一时之盛名，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鉴赏价值，后人纂修苏州地方史志，考证文化故实，往往征引其事。书中所载白居易与虎丘白堤、陆龟蒙之鲁望古宅、皮日休与徐修矩宅、寒山子与寒山寺、苏舜钦与沧浪亭、范仲淹与天平山、范成大与石湖别墅、唐伯虎与桃花坞、张溥与五人墓、钱谦益之红豆庄、吴伟业之梅村别业等，均是研究中国文学史与吴文化的宝贵资料。
《吴门表隐》顾震涛撰，关于书名的来历，《凡例》中说：“（因）止载三邑境内，只录《志》所未及，间有虽载《志》中未能明晰者，重言申明，故名《吴门表隐》。”又云“（所作）意在阐扬，广采杂书、传闻故老，随时记录，不依次序。所见何书，所闻何人，每标条下，以昭传信。”“村谈野笔兼收，蒙昧无稽并采”。可见作者将收录范围定为吴县、长洲、元和“三邑”，内容是补志书所未载，即“补志之不足”。尽管采用兼收并蓄的做法，但是还坚守着“信史”的理念，每条注明来历和出处，以取信于读者。吴云在《序》中是这样评价此书的：“积三十年而后成编，凡史无传、志无纪者，网罗遗漏，斟酌后善，博采群书之奥，兼听街巷之谈。贯综万言，巨细兼赅，雅俗共赏。”史志类书籍能够做到如此境界，堪称进入化境矣！
《宋平江城坊考》是苏州近代著名的学者、版本目录家和考古学家，同时也是藏书家和书法家王謇（1888—1969）先生做的一桩好事。他根据传世的石刻《宋平江图》（在苏州文庙），进行了一番研究和考证，历时七年撰成了这本《宋平江城坊考》（稿本），图碑上所示坊表65座、桥梁314座，还有公署、军寨、学校、楼台、亭馆、园第、寺观、坛墓、河流、湖泊、山陵、古迹等，都根据史志记载，一一考订其称谓、方位、沿革等，是苏州街巷地名的集大成之作。所设门目，除了卷首叙目、卷一西南隅、卷二西北隅、卷三东南隅、卷四东北隅、卷五城外之外，附录了乡都、坊市、桥梁、里巷、官宇、营寨、吴中姓氏志补考、吴中故市考。以坊巷为经纬，系统地辑录了人物列传、园林府第、物产故市、金石铭刻、书刊题跋、掌故传说等内容，还历代府县志，俨然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城坊志，其存史价值不言而喻。
上述九种苏州地方文献在80年代的集中“登台亮相”，初步展示了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了使之更富有书卷气，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还特地邀请苏州当地篆刻名家：沙曼翁、蔡廷辉、高白榆、矫毅、周玛和、张寒月、钱荣初、周新月等刻了九方印章，所刻文字都是“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但是字体各异，有朱文有白文，既古朴又典雅，分别盖在这九种地方文献的扉页上，犹如中国传统画作上的“压轴章”一样，与这九种地方文献相得益彰。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中还有更为人性化的做法，为了便于检索和使用，更好地发挥地方文献的作用，《百城烟水》和《宋平江城坊考》两书后面分别附了《条目索引》。主题索引出现在80年代出版的史志类书籍中，可以说是开先河的创举。
江苏省人民政府 
苏公网安备 32050802010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