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阊门外城濠，以阊门为界，分为南濠和北濠。城濠西侧分别有南濠街（今作南浩街）和北濠弄（今作北浩弄）。由于京杭大远河的开凿，唐宋以来，以阊门为中心的山塘、南濠一带逐渐繁荣，明清时期南濠街成为江南苏州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市中心，所以老百姓将“西阊万室俱豪富”的繁华景象称为 “金阊门银胥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恨苏州人民的顽强抵抗，曾将大批苏州富户强行迁到苏北盐城兴化等地，当地人都只知道祖上是苏州阊门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地区曾是苏州的代表，阊门是苏州的古老城门之一，同时也是苏州的象征。至于石路的兴起乃至成为苏州阊门外的闹市中心，则要晚至清光绪年间，其历史与南濠不可同日而语。
南濠街上寺与庙
早期的南濠是指阊门至胥门的外城河，南濠街也包括今天的南濠街和万年桥大街，全长约
南濠街上几把火
商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地价的上涨。为了更充分利用黄金地段的商业价值，南濠街的商店密度以“鳞次栉比”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据史料记载，清朝初期，南濠街横巷中仅容1人进出的巷就有4条之多，有些面对面的店铺往往屋檐相接。如此稠密的建筑物，一旦失火通常总要蔓延数十家乃至上百上千家，虽然城濠近在咫尺，也会“近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南濠街历史上火灾迭现，且损失惨重。
据说，明朝末年，南濠街上的商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常焚香供神，祈求神灵保佑他生意兴隆，财运亨通。有一次，某店家的香灰被风吹入货堆，刹那间，燃起了熊熊大火，附近商家立即投入救火。这时小邾弄一家成衣铺的师傅正在烫衣服，听到外面嘈杂的救火声，出来看热闹，忘记了放在衣服上的熨斗，转眼间，熨斗点燃了衣服烧了起来，并殃及了整条小邾弄。苏州民间逐渐流传“南濠失火带脱小邾弄”的说法。
为了解决南濠街的火患，清乾隆初年，巡抚陈大受、知府觉罗雅尔哈善对姚家弄和信心巷两条水弄进行了拓宽，并新辟同善、中正、兴仁三条水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消防力度，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这一地区的火患。康熙二十八年，吴江沈在宽倡议建造胥门水关桥之时，南濠失火延烧数千家，被风水先生附会成狮子山正对胥门城门，建桥会引凶险入城的征兆，致使胥门长期无桥。此后，还是火灾不断。康熙五十二年，再次失火延烧西至普安桥、东至吊桥、北至山塘。失火当时，人群争相过渡僧桥，挤踏死伤很多人，造成惨剧。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平军逼近苏城，清军为了阻止太平军的攻势，竟然“三令纵火”，顷刻间，南北两濠烈火腾空，三日不绝，市肆尽为灰烬，阊胥间沿城房屋夷为平地。从此，这一地区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苏州商业中心位置逐渐让给了观前街。虽然清末石路的崛起，恢复阊门外的商市，但始终没有超过观前而屈居第二。最后一次人为“纵火”当数十年浩劫的“文攻武卫”。苏州人不会忘记，那是
改革开放后，金阊区以阊门外的石路地区为突破口，实施“三产兴区”战略，通过自建联建、中外合资合作等方式，投入资金10亿多元，新建和改造了总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商业楼群，培育了江苏亚细亚集团、石路国际商城等规模型企业，发展了精品商厦、苏州文化用品商厦等一批专业特色商店，商贸日见红火。1997年，该区又投资2.5亿元，对南浩街（原名南濠街）北段全面实施改造工程，废除了沿用已久的姚家弄、北水弄等10多条小巷里弄，新建金阊亭、八仙过海等富含传统文化内涵的18景观，新辟神仙街、葫芦街，一年一度的农历四月十四日轧神仙庙会在这里举行，那时的火爆场面也是水到渠成、毋庸置疑的。
南濠街上两名士
南浩街（古称南濠街）一带自古为苏州南北货行市的集中地，商业繁盛。在这喧闹的市廛之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两位读书登科第的贤达之士，那就是明代的都穆和杨循吉。
都穆（1459～1525年），字玄敬，祖籍丹阳，宋代迁居苏州相城，继而移居南濠里。他7岁能诗，自幼笃学，博览群书，于濠上教书近二十年，名声大噪于吴下，人称“南濠先生”。有一次，巡抚都御史何鉴拜访吴宽，偶然在吴处看到都穆的诗文，颇为惊异，力劝吴宽推荐他参加科举考试。果然一试而领弘治乙卯（1495年）应天乡荐，再试而中弘治己未（1499年）进士。甲子年（1504年）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不久，因父丧回家守制。服除后复官工部，分理器皿、厂事。丙寅年（1506年）改任南京兵部武库司，辛未年（1511年）升工部虞衡司员外郎，次年进礼部主客职，负责管理外国及少数民族入贡品及使者住宿等事务。其间曾奉使关中册封庆阳王妃。 54岁时上书乞休，同僚争相挽留，都无法改其初衷。吏部尚书杨一清十分看重都穆的学识和品行，奏请皇上加封都穆为太仆寺少卿。
都穆“秉性孤介，擅弘博之才，持忠贞之节”，为官清廉，动依法制。他在工部任职时，部下掘得金子，想要私分，都穆知道后严加斥责“若曹何敢污吾”。
与崇信伯费某出使关中，临别时庆阳王妃赠以大量钱物，也被他一概婉拒。因此，他回苏时囊中无余资，乡间无田庐圃墅。尽管如此，他也从不因贫困去曲意奉承达官贵人，哪怕是借米度日，“以盐椒啖口”，也常以“天壤间必不令都生饿死”自慰。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有一次，都穆路过光福，当地的富室大户竞相邀请，可他并不领情，却到并不富有的何名世的山庄，“笑谈论文留连五日而返”。
归老后的都穆扫迹公门，潜心读书。据说，苏州城里有户人家操办婚事，适逢夜间大风雨，将烛火尽数吹灭，遍求不得火，于是有人便想到了“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派人前往叩门，还真的得到了火种。可见其老而好学如此。
都穆文祖韩（愈）欧（阳修），诗宗陶（渊明）孟（浩然），长于撰述。其同科进士李廷梧出知桐庐，与他同舟南归，并邀他偕修《桐庐县志》，他欣然前往，毫不推辞。为郎中时，他奉使关中，回来途中也不忘访问山川形胜，故宫遗迹，作《西使日记》。嘉靖年间，诏修《武宗实录》，需要采集苏州资料，知府徐讚在承天寺设纂修局，首先想到了都穆，敦请他主持其事。完成后，巡抚李充嗣又请他校对《三吴水利通志》。继任知府胡缵宗还特意写了“南濠书院”匾额，褒扬其甘耐寂寞、久居寺中、醉心著述的精神。嘉靖五年（1526年），太仓知州刘世龙慕名前来聘请都穆撰修《太仓州志》，志刚完成，都穆病卒，尽管志书马上刻印，都穆还是未能亲睹。该志书崇祯二年曾重刻过，可惜不久即散佚了，只有祝允明所作的序文保留在清王昶纂《直隶太仓州志》卷63中，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当时的修志情形。
都穆是精神上的富有者，物质上的贫穷者。除了上述著作外，他还著有《金薤琳琅录》、《南濠文跋》、《游名山记》、《南濠文略》、《南濠诗略》、《工部器皿志》等数十种。尽管他家境贫困，常缺吃少穿，甚至典衣度日，乃至67岁亡故后，家中竟无钱为他办理后事，完全靠官府的抚恤资助才得以殓葬。但他留给后人的却有数千卷藏书和等身的著作，他贫而好学的精神是不朽的。
杨循吉（1456～1544年），字君谦，南濠人。从小跟舅舅刘昌学《易》，弱冠领成化丁酉（1477年）乡荐，甲辰（1484年）举进士，授礼部主事。性好读书，每到得意处，常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因而得了个“癫主事”的雅号。弘治初，他因病奏请致仕归，年方31岁。
归田后，杨循吉结庐支硎山天峰院，自号南峰，日事课经读史，以著作为乐。他嗜书如命，只要听说某处有好书，总会千方百计购求或缮写，常常因购书而节衣缩食。到晚年，本来“素封”的家境，已因购置十余万卷藏书而变得一贫如洗。他在《题书橱诗》中写道：“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吾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红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联。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 ”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杨循吉非但爱书藏书，亦喜撰书。特别是有关乡邦文献的地方史志尤多。弘治壬子（1492年）回乡途中，其同榜进士陆希远敦请他修辑《章丘县志》，他说：“章丘，吾乡先哲范文正公读书之地也，敢有他辞?”历数月而成志4卷，共分12个条目：建置总论、乡镇、山水、物产、贡赋户口、公宇、祠宇、邑令题名、人物、登用、古迹、杂志。明董复亨称：“章丘，岩邑也，旧盖有志，白杨君谦之志行而旧志废矣。君谦，吴人，有史才。 ”明陈德安在《章丘名义辨》中说：“章丘故有志，吴郡杨君谦作也，其事备，其词文，其志之最优者欤!”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正德元年（1506年）修《孝宗实录》，礼部派人到江南采访事迹，苏州亦开局编纂，知府请循吉总其事，他因便撮纪大略成《苏州府纂修识略》6卷，分政事、治水、赈济、诸邑蠲免、收抚海贼、差役、钞关、课程、水政、谳狱、人物、文词等15目，以苏州府公牒一通冠卷首，并附记奏疏碑记及有关时事的内容。成书于嘉靖八年（1529年）的《吴邑志》16卷，是他应吴县县令苏祐之聘撰写的首部吴县志，《四库全书总目》称此志“较他志乘为典核”，颇重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的收录。另外，如《宁海州志》、《金山小志》、《金陵杂志》、《庐阳客记》、《吴中往哲记》、《苏谈》、《辽小史》、《金小史》、《吴中故语》、《吴郡志略》、《奚囊手镜》等书均出自杨循吉之手，其中不乏名品佳作。他为文特长撰述，得提要钩玄之法，89岁犹能著撰，晚年又自定诗文集为《松筹堂集》。
杨循吉醉心于地方文献的编纂，对于修志颇有心得。所著《苏谈》中有《史明古修志》一则云：“史明古修《吴江县志》，欲列山川为一门，吴江本无山。循吉因论问及，明古曰：横山亦在吾邑境内。循吉曰：横山是吴县山，吴江但得一角耳，岂可相割与乎?时都玄敬亦在座，相与一笑。 ”正德年间，王鏊编成《姑苏志》60卷，派人将书稿请杨循吉过目，杨正忙于其他事务，一看题签就说：“不通不通，府志修于我朝，当称《苏州府志》。姑苏，吴王台名也。以此名志，可乎?”尽管杨的看法不一定精当，苏州先贤范成大修志也不称《平江志》而作《吴郡志》，王鏊是有先例可援的，故王鏊留传给后人的志书并未依杨氏改称《苏州府志》而仍用《姑苏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杨循吉在当时，特别是在编修方志方面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
都、杨两人的共同点就是都很爱藏书、读书和著书，又都住在南濠街。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将他们作为藏书家收入其中。只可惜杨氏藏书在其身后“悉散佚，阅其篇目，索之多不得矣”（刘凤《续吴先贤赞》）。所幸两人著作大多数留传下来了，这是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后人珍惜和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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