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和夫人胡墨林,在共同生活中,相敬相爱,苦乐与共,——四十一年如一日,堪称为生活上的好伴侣,事业上的好搭档。他们打“彩票式”的婚姻奇缘一直传为文坛佳话。
打“彩票式”的婚姻
叶圣陶与胡墨林是在
山翠联肩,湖光并影
叶圣陶婚后,夫妇曾两地分居三年多。一九一九年上半年,胡墨林应聘在叶圣陶任职的吴县甪直县立第五小学高等女子部任教,任女子部教员兼预备班(幼儿园)主任。叶圣陶的父亲在这一年去世。他在暑假中就把全家迁到苏州市郊甪直镇,租住在镇东的陈家怀仁堂楼下住房。他俩携手同在一所学校任教,每天并肩行走上下班,历经三元桥、万安桥、眠牛浜、古街等处。从此,夫妻俩风风雨雨,相依相伴,共同生活了41年,从没有长时间地分开过。在叶圣陶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话:“墨不在家,便觉异样,”“墨不在家,余则寂然无聊。1922年2月,叶圣陶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文系主任马裕藻的邀请,任北大预科讲师,教作文课。他与郑振铎和诗人曼罗先珂同车赴京,虽有这两位作家、诗人相伴,他还是抑制不住地想家。2月18曰他离家前夜就写了小诗《想》,诗中写道:“想到渐渐地接近离别,心便怅惘了”。 22日在途中为了消解离愁又写了《津浦车中的晚上》。北大的聘书是两年,可叶圣陶只教了一个多月的作文课,就请假回角直了。好在有王伯祥慨然答允代课。因为胡墨林产期将近,他怎么也放心不下,要亲自送墨林去苏州的医院分娩。1923年,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当编辑。7月,郭绍虞从福州来信,热诚邀请他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叶圣陶本不打算离家远游,但禁不住郭绍虞恳切地催促,只好答应下来。临别时,他怀着“怅怅然”的心情,写下了散文《将离》。墨林买了梨和香蕉,到码头为丈夫送行。叶圣陶倚着船栏,深深体会到“离别的滋味假若是酸的,这里又掺入一些苦辛的味道了”。在福州,白天,他在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新小说,但晚上他躺在床上,望着山那边的月亮,听着秋虫的合奏,“总是抑制不住对亲人的恋念”。他每天翘首以望那“切盼而难得的邮件”,收到家信,“又把心挤得紧一点”。他自责自己:“既非鹁鸽,又何至于因为飞开了而呻吟?”但他又老实地承认:“只因一种愿与最爱与同居的人而同居的心情,忽然不得满足罢了。除了与最爱与同居的人同居,人间的趣味在哪里?因为不得满足而呻吟,正是至诚的话,有什么怯弱不怯弱?”
这一切正如
同甘共苦 伉俪情深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爆发。叶圣陶、胡墨林夫妇,下决心带领全家大小八口,从苏州青石弄新居,辗转先去胡墨林老家杭州。后来,叶圣陶先去武汉,胡墨林又带着全家老小,雇了小船前往。叶圣陶曾去南昌接全家老小,其中担了不少风险,总算很快就全家在武汉团聚。不久,叶圣陶夫妇又率领全家去重庆,桂林、乐山等地。他们在十分艰难中,忍受炮火的侵袭,生活的艰幸,曾八易寓所,在动荡生活中挣扎着。最危险的一次,要数日寇侵华时,全家在乐山遇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27架飞机对乐山进行大轰炸。叶圣陶一家六口人,险些被大火活活烧死。当时叶圣陶在成都中学教师暑期讲习所讲学。多亏大儿子叶至善急中生智,弄开封死的后门,带领一家老少冲出火海。19日那晚,远在成都的叶圣陶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教育厅雇了辆汽车,送叶圣陶和另几位武大教授一起急速赶回乐山。一路上,叶圣陶亲睹“各种惨象,涌现脑际”,真有“无限的焦急,无穷的忧虑,无尽的煎熬。”车进嘉乐门,叶圣陶正巧遇到一个熟人,得知全家平安,正借宿在友人贺昌群家的消息,叶圣陶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急切地跑到贺昌群家,见到劫后余生的一家人。后来,他在《乐山被炸》一文中写下当时的心情:“他们告诉我寓中一切都烧了;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我并不感到激动。他们告诉我逃难时候那种慌急狼狈的情形;我很懊悔到了成都去,没有同他们共尝这一份惶恐和辛苦。”叶家从火海中逃出时,正值入秋,天气转凉了,衣服被褥成了大问题。在城外安顿下来后,胡墨林开始张罗着为全家人准备冬衣。全家七口,单的夹的长袍短袄裤子,就得几十件。以前,墨林并没怎么做过衣裳,这一次却出人意料地显示出裁剪的才能,各种衣服的大样,都是她琢磨着剪的;全家连老母亲在内,凡能动动针线的,一齐上阵,就连叶圣陶也“客串”,间或缝上几针。此时叶圣陶时常和胡墨林一起去买菜,“夫妻两个,你提我负,虽然吃力,却又别是一趣。”(《乐山被炸》)
直到抗战胜利后四个多月,叶圣陶夫妇好不容易才带领全家与开明书店“同人”乘木船“复员”东归。途中冒着翻船和遭劫的危险。胡墨林曾“发烧、偃卧、未进食”,叶圣陶为之“意兴亦不佳,”直到第二天“知墨已退烧,为慰。”可见伉俪情深非同一般。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叶圣陶的名字已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地下党组织决定请他离开上海去香港,再绕道到解放区。在当年年底叶圣陶夫妇秘密前往。曾写下《北上日记》。叶圣陶夫妇在途中,怀着兴奋的心情,准备“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胡墨林有胃疾,饮白兰地又发病,“满头是汗,呕吐两次”。叶圣陶深感“此后仅两人在外,尤宜互相珍护”。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长、教育部副部长、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以及历届人大、政协代表。胡墨林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科长,积极支持叶圣陶工作,又曾协助他一起编辑教材。这位有28年编龄的老编辑胡墨林,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贡献了最后几年的精力。一九五六年,胡墨林患病,叶圣陶悉心照料,只要病情好转,就陪她出去散心,唯恐她疲劳过度,随手携带小凳,以便让她“觉疲劳可随处小坐。
胡墨林逝世后,想必她在弥留之际仍眷恋于人间温暖、夫妇情笃,叶圣陶曾隐括她病革时语,写成短诗:“人情实太好,与我大有缘;一切皆可舍,人情良难捐”题于其墓碑。此后,叶圣陶还以其深挚醇厚的感情,写了好几首悼亡的诗词,仅
1987年岁尾,叶圣陶最后一次生病住院之前,特地关照子女说:“到母亲的忌日,你们无论哪一个去坟上看看吧”,“我就不去了。”叶圣陶是在1988年胡墨林忌日的前十几天离开人世的。
叶圣陶在胡墨林病逝后数十年间始终抑制着悲痛,全力投入革命事业中去。他多次去外地视察、了解情况,讨论国家大事,关心语文教学与文学改革工作,坚持业余写作,可以看到叶圣陶为人平易谦和、质朴无华的高尚品德。
郁乃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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