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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乾学与《大清一统志》

时间: 2010-09-10 05:00 来源: 苏州地方志 访问量:

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者也。

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

                                       ——康熙《大清一统志·凡例》

 

在中国古代,地方志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典籍。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均接续性地纂修方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有现象。方志纂修的本身,即有着从小的区域聚合为较大区域,直至全国性志书的趋向。因此,伴随方志的发展,全国性志书也代有修撰,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等。元朝,全国性志书正式定名《大元一统志》,部帙达一千卷。明代仿其义例,纂成《大明一统志》。清入关后,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积极作出仿从汉族封建政权的举措。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奏请纂修《大清一统志》,清圣祖令礼部予以议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342卷,乾隆《大清一统志》500卷,《嘉庆重修一统志》560卷。其中,与苏州关系最密切的当推康熙《大清一统志》,该志不但总裁是苏州人,而且修志局也搬到了苏州,这是我们苏州的荣耀。

今年4月,方志界泰斗仓修良先生捐书苏州方志馆之行,来到东山,还曾提议在东山开设“大清一统志修纂纪念馆”,以资纪念斯人斯事,并表示愿意为玉成此事而略尽绵力。可惜的是,经过苏州市和吴中区地方志部门与有关部门的接洽和磋商,迄今没有动议!

话说清自努儿哈赤统一长城以北,世祖灭大顺、大西,至康熙三年(1662年),最后灭南明。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二十四年(1685年)又击败沙俄侵略者,国内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同明代相比,无论是政区、边界,还是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并掌握国内的情况,进一步治理国家,次年三月,圣祖下令编纂《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当时国内变化了的情况。其体例,基本仿照《大明一统志》。由于工程浩大,特别是地图的绘制,资料的收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人事又有很多周折,断断续续,以致圣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去世时,这部总志尚未完成。世宗继位以后,重加编辑。可是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仍未完成。高宗继之,至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成书,俗称乾隆旧志。又因为该志的时间至康熙时为止,故世人称之为康熙《大清一统志》。全志排次为京师、直隶,然后是各省。其后续修、重修,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个体例。

该志总裁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顾炎武之外甥。与弟元文、秉义皆官贵文名,称“三徐”。徐乾学8岁能文。康熙九年(1670)探花,授编修。康熙十一年,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官,因选人不当,降级调用。后升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母丧归家,著《读礼通考》120卷。丧满任《明史》总裁官,升侍讲学士。康熙二十四年廷试得第一,入南书房,教习皇子,升内阁学士,任《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康熙二十六年,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不避权贵,劾罢江西巡抚安世鼎。后屡遭权贵攻击,上疏求免职。康熙二十九年诏许以原官解任,专任修书总裁官,奉旨纂修《大清一统志》,临行御赐“博学明辨”,以宠其行。“以志局自随”的徐乾学,没有回家乡昆山,而是率领200余修志人员,择址东山桔庄(今翁巷)。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来到东山,又题“光焰万丈”匾额,以示恩宠。

尽管徐乾学曾因其亲属、门客仗势横行乡里,连坐夺官。解职南归后,亲属、门客还是依势横行,屡被控告,受夺职处分,名声不是太好。但是,他对于我国史志事业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众所周知,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时,从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七百余种,而且都认为此举由朱笥河学士提议,其实最早提出的是徐乾学,朱“学士特因其成说耳”。徐乾学推崇程、朱理学,训诂推崇古注而不废宋、元经说。搜集唐、宋、元、明学者解经之书,编成《通志堂经解》。著有《读礼通考》、《憺园集》等。家有“传是楼”,藏书甚富,收宋元善本多达450种,辑有《传是楼书目》。他临死前对其儿子说:“我们祖先都是清白起家,没有华美的庄园田产或者金玉玩好可以传世,我所能留给你们的也只有一样东西。”然后他笑指满楼藏书说:“所传者惟是耳”。这也是昆山著名藏书楼“传是楼”名称的来历。

苏州方志馆藏有《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它不仅是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清代地理总志,而且也包含了以往各代地理志内容,是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必读物,历来受到官方、学者的重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其价值和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部地理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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