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修《姑苏志》

在明清两代编修的苏州诸多府志中，要数王鏊的《姑苏志》最为受人称道。《四库全书总目》说它“繁简得中，考核精当。在明人地志中，尤为近古”。章学诚也说“《姑苏志》为世盛称”。迄今为止，后世修志界对《姑苏志》也是褒扬多于指正，应该说是一部值得推介的优秀志书。而且我们从该志的序文中获悉，身后被唐寅誉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的王鏊，在为官30年退居苏州后，致力于地方文献著述，受苏州知府林世远之聘，担任总纂，整合了范成大《吴郡志》和卢熊《苏州府志》，再参照各家著述，补充《卢志》下限以后事项，仅化了8个月的时间，就修成了洋洋60卷的新府志，堪称修志界“又好又快”的典范之作。

分析个中原因，除了苏州知府的知人善任，特聘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出任总纂这个原因外，还有一大批的苏州名流也参与其中，出力较多。早在弘治年间，苏州的前两任知府史简、曹凤就曾聘请过吴宽、张习、都穆编纂过府志，尽管功亏一篑，但遗稿“书积满箱”，为后任编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林世远到任苏州知府后，首先想到了这项文化工程，先后聘请了浦应祥、祝允明、蔡羽、文征明、朱存理、邢参、陈怡、杜启等地方名流协助王鏊编修，所以进展如此快，质量如此高，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件事也印证了我们修志工作“领导重视是关键，选人得当是保证”这么一个很普通的道理。

当然，王鏊修的《姑苏志》，也并非就完美无缺了。还在刚刚完成编修之初，就有人指出它的不足了，这个人便是在嘉靖年间编出首部吴县志《吴邑志》的杨循吉。在《垂虹识小录》卷8中转引了《臣鉴录》的一段话：

尽管在地方志中采用古称不是《姑苏志》首创，范成大修志时，苏州称“平江”，志名《吴郡志》，也非当时行政区域的称呼。但是杨循吉的看法还是得到王鏊的认同的。直到今天，我们编修志书，几乎都遵循以下限时行政区域名称命名志书的做法，可见我们苏州修志先贤的远见足识。

《姑苏志》虽然存在一些诸如：《吴世家》抄录《史记吴太伯世家》原文，以及章学诚从“史家法度”出发，指出其“无义例”，编纂有矛盾、颠倒、不齐、不类等瑕疵，但是都无法否认其良志佳乘的地位。其“驿递”所记驿递、铺舍的设置和变化，以及路程、距离等，可补正史之不足。又如“平乱”一门，为别的方志所少见，其中南宋金兵陷苏、张士诚据吴等事关苏州地方历史的重大事件，很多也不见于正史。苏州市方志馆藏有该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附录：

                                重修姑苏志序　　

王鏊

 

夫志何为者也，纪载郡之封域、山川、户口、物产、人才、风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第宅，前贤遗迹，下至佛老之庐，皆类次族分，使四境之内可按籍而知，而一代之文献不至无征焉，如斯而已者也。姑苏为东南大郡，其风土亦已略见于《禹贡·周职方》、《尔雅》诸书，其后如子贡之《越绝书》，赵晔之《春秋》，张勃之《录》，陆广微之《记》。罗处约、朱长文之《图经》，龚明之辈《纪闻》，纪事则备矣。汇而成书则有范成大、卢熊二志，由今而观，范志峻而整，卢志详而赡，而其间亦不能无异同焉，况国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革损益，尚皆缺焉，识者病之。成化间，鄱阳邱侯霁守苏，则有志修述，时则有若刘参政昌、李中舍应祯、陈训导颀，各应聘修纂，会邱罢去，事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简、曹侯凤又皆继为之，时则有若张佥事习、都进士穆，而裁决于吴文定公宽。久之，二侯相继去，文定公不禄，书竟不就。然文定公之惓惓是书也，虽病在告，未尝释手，淡墨细书，积满箱案。今广东林侯世远，由近侍来守，才优政举，化行讼息，宿弊尽铲，文事聿兴。一日，抱文定遗稿属予曰：“敢以慁子矣。”予谢非其人，且郡多文士，有杨仪部循吉辈在焉，盍以属诸？而仪部固辞。予以侯之美意，文定之苦心，使缺焉泯没，则予诚若有罪焉者。侯乃延聘文学，得同志者七人，相与讨论，合范卢二志，参以诸家，裨以近事，阅八月成，得六十卷，以复于侯。发凡举例，一依文定之旧；蒐遗阐隐，芟繁订讹，则 诸 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会其要而折其衷者也。独念是志之续，历三十余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予侯，予乃适值其时，获玷名其间，信予之幸也。顾学殖荒落，且于吴事素多懵焉，又以趋召事严，不克殚力佔毕，以足私心之所志，以成一郡之典，以副林侯之望，此余之所自愧而嗟也。续而正之，能无望 于后之 君子乎？姑苏，山名，在城西南，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正德纪元二月之吉，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国史副总裁震泽王鏊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