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父子与同治《苏州府志》

苏州方志以《苏州府志》命名而传于今的,共有5部：明有卢熊的《洪武志》,清有卢腾龙的《康熙志》,习嶲的《乾隆志》,和相距仅隔49年的石蕴玉纂的《道光志》。冯桂芬的《同治志》是最后一部。

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为江苏巡抚林则徐所赏识，遂拜林氏为师，助其校书。道光二十年(1840)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广西乡试正考官。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奉诏于苏州举办团练。十年，太平军克苏州，遁居上海。同治三年(1864)，协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招收14岁以下儿童入学，研读外国语言及自然科学，以“求博通西学之才”。他的所作所为，深得李鸿章赞许。同治八年，战乱平定后，复以耆旧归宿故乡，开始主持家乡方志《苏州府志》的修撰。同治九年，李鸿章呈奏其“讲学著书”、“谋设上海广方言馆，务求博通西学”。这一年的十二月，经李鸿章奏请，以冯桂芬“品端学邃，体用兼赅”，著书裨治，成绩卓著，“请破格优奖，赏给三品衔。”同治十三年（1874），冯桂芬卒于木渎寓所，即今木渎“榜眼府第”处。时年66岁。葬在天池山北竹坞鸡窠岭。

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在戊戌变法时，曾被光绪帝印发群臣阅读，其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主要著作还有《显志堂稿》、《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

与我们苏州关系最大的冯桂芬总纂的《同治志》,却没有在其有生之年完稿。其长子芳辑，字中之，继总其成。该志《序》文有称作《重修苏州府志》,题签更标明为《同治苏州府志》。后人因其刊行于光绪八年，也有称之为《光绪苏州府志》的。

[  《同治志》共150卷，书前有吴元炳等6序和《修志凡例》18条，以及修志姓名，分提调、监局、总纂、分纂、检校、采访、收掌、董事等，明确了各种人等对志书的职责。特别是列有采访11人，说明总纂对于实地调查的重视，颇具卓识。卷首有12幅地图和巡幸。特别是卷144至卷149的6卷《杂记》，辑录了大量以前的史志资料，其中来自前志的，也有来自已经不传于今的文人史志笔记的，如有关沈万三和张士诚的记载，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百宋一廛”的记载，和阊门孙春阳南货铺经营规模和特色的记载，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附录：

重修苏州府志序

余于同治初元，钦承恩命，来守是邦，正值兵燹之余，一切善后事宜，如修辑学校、城垣，建立书院、公署、仓库等，皆奉宪委，次第举行。惟郡志一书，溯自道光三年纂修后，已越四十余年。其间，复遭发逆之乱，凡一郡之文物掌故损益废兴，以及忠义节烈之足以风世厉俗者，乌可胜道？若历久无书，必致湮没不彰，是亦守土者之责也。爰告之中丞方伯，敦请冯景亭宫允，浼[1]以总纂之任。宫允余同年进士也，于学无所不贯，及门多博雅淹通之士。因是，汇萃群贤，采访修辑，殚心竭虑，各尽所长。于同治八年开局纂修，至十三年夏，将及成书，而宫允遽归道山。令嗣申之比部，克承父志，继总其成。越两年，而书以脱稿。适余奉观察安襄郧荆之命，屈指以来，岁阅七稔，成之之难也如是。

盖书本繁重，又洊经兵革，文献无征，蒐采不易，故历年綦多，然较之《吴郡志》逾四十年而梓行，《姑苏志》历三十余年，更六七郡守始成者，迟速亦甚悬绝矣。尝考苏州志，自范、卢、王三志后，惟乾隆时郡守雅公所修为最善。以故宫允定议体例，悉遵《乾隆志》而略为变通，卷分一百有五十，为门三十有三，其中如人物，不强判标题，而统为分县序代，各传必以正史为主，而旁参他书。田赋科则统排为表，而使阅者一目瞭然。艺文、冢墓必重加考证，贞孝、节烈则广为搜罗。凡此，皆审慎精严，独具手眼，诚足以匡文体翊史裁，嫓美于范、卢、王三志者也。

余守是邦，前后已十有余年，深幸与此邦人士若有夙缘，惟自惭政拙，曾无利泽及民，而于将行之际，获睹是书之成，俾得署名简端，传之久远，尤幸事也。而申之比部，渊源家学，慎始图终，克续先人未成之书，并不负余郑重诿諈之意，更得 诸 君子孳孳矻矻，博采广搜，得成为一郡信史，是不第余之幸，又重为是邦幸也。因就纂修始末，撮其大要而为之序云。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日，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二品顶戴湖北安襄郧荆兵备道前苏州府知府中州李铭皖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