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文化艺术——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历史

苏州道教音乐保留唐代庙堂祀典、宫廷乐舞的遗韵，是具有浓郁吴地文化特色的民族民间古典音乐。以玄妙观道教音乐为代表的苏州道教音乐属于“正一派”道乐，历史可追溯至西晋，继承古代音乐的传统，吸取庙堂音乐等成分，还受到堂名音乐、江南丝竹、昆曲、吴歌等吴地音乐艺术形式的影响，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明末清初施亮生真人辑成的《斋天》等书和嘉庆年间道士曹希圣重订的《钧天妙乐》至今仍是玄妙观道教音乐的规范。清末民初，苏州道教趋于衰落，玄妙观的一些宫宇开始出租，部分道士改行谋生，但道教音乐在民众中的影响仍相当广泛和深入。苏州道教音乐乐曲，大致记录于《钧天妙乐》、《古韵成规》、《霓裳雅韵》3集之中。它们流传甚久，先经苏州吾定庵校编，清嘉庆四年甫里曹希圣重订刊印，朱馨田、汝东林作跋，人们称为“曹谱”，共收曲牌96首。1953年金中英将家藏的苏州仅存的1部“曹谱”献给国家，现保存于北京民族音乐研究所。

民国期间苏州道教音乐以张啸云、朱培基、戴啸霞名声最著。20世纪20年代，曹冠鼎、戴啸霞，赵子琴、许吟梅等，分4处教授道徒和奔赴应子弟学习乐器。20世纪30年代有道教国乐研究会、守玄禊集庐、霄晁音乐会、云笈社、崇玄同研社等传授道教音乐。抗战胜利后的亦玄研庐为历来规模最大的道教音乐组织。但都为时不长。

▲图为苏州玄妙观三清殿旧影，摄于20年代。

▲图为在三清殿露台上的玄妙观宝鼎，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摄于50年代。

▲图为1956年8月参加苏州道教艺术文献纪录片摄制人员的合影。

道教音乐的艺术特点

苏州道士属正一派，素以吹、弹、打、写、念为做法事的基本技能。能写能念的称为法师，能吹、弹、打的称为音和。法师和音和们，有的在宫观里为信众做法事，有的要自行外出谋生，每天上“茶会”接生意，俗称“奔赴应”。为了谋生，他们日夜苦练，下的工夫不亚于过去戏曲界的科班学习，人人都要学会多种乐器。只有在演唱、演奏方面具有高度水平，才有资格担任法事中的“高功“、“都讲”和乐班中的鼓手、司笛等较高的职务。苏州道教音乐就是这样在一代代道士的辛勤努力下，才渐渐臻于精美，走进了艺术的殿堂，并获得了“姑苏仙乐”的美誉。

苏州道教音乐植根于吴文化的沃土之中，它除了具有道教音乐的共性外，还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苏州道教音乐包括器乐和声乐两大部分。器乐主要有笛曲、鼓段和由两者连缀而成的套曲，演奏方式有“坐奏”、“行乐”等。声乐为道教的经韵，有旋律的为“韵腔”，包括“赞”、“颂”、“偈”、“诰”、“咒”、“符”等诸种形式。

▲图为《钧天妙乐》书影。

▲图为道教音乐演奏现场。

新时代道教音乐的发展

1952年冬成立苏州市道教音乐研究组，首先整理道教音乐，将100只道教乐曲工尺谱译成简谱，并向堂名艺人学习十番锣鼓。1956年8月，配合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吴晓邦拍摄道教艺术文献纪录片，记录了斋醮仪式的全过程，同时余尚清、金中英合编《苏州道教艺术集》，其中音乐方面又称“正一雅韵”。1957年组织苏州民间乐队赴京，在全国文联等处演奏苏州道教音乐及学到手的堂名音乐，获得好评。五六十年代，中央民族广播乐团先后将苏州道教音乐曲谱《满洲偷诗》改编成《百花园》，《骂玉郎》改编为《水仙子》，连同《将军令》《山坡羊》等，灌制唱片发行国内外。“文化大革命”中，道教音乐遭批判，活动停顿。1979年冬，在市文化局与市文联支持下，以金中英为首的一批道教乐师，进行回忆、演奏和录音工作。一年间编印《苏州吹打曲牌集》和《苏州堂鼓鼓段选集》。其后又将金中英编集的赞偈部分印入《苏州道教音乐选》。1984年10月，苏州古典乐团访问意大利时，以周祖馥为主击鼓演奏十番鼓套曲《碧桃花》、《百花园》，以及吹打乐曲《将军令》、《普天乐》等，均获得较高评价。20世纪80年代起，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苏州玄妙观音乐多次出国演出，获得好评。2005年，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进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列入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音乐类。保护和研究主要单位:苏州市道教协会、苏州玄妙观。2006年5月20日，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为《苏州吹打曲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