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寄情山水、抒发性灵，给日常生活赋予诗情画意。《文徵明集》收录文徵明留世诗作近七百首，其中咏石湖山水就有七十余首。他为什么对石湖情有独钟呢？ 

01 友情：先友学友从友

在文徵明九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尽管功名之途满头尘土，但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无可撼动。中国史研究学者、英国人柯律格从艺术史和现世价值观的双重视角，写了一本颇受好评的书《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记述众多朋友与文徵明的交往。但他“忽视”了因石湖山水而聚集的朋友们对文徵明一生的意义。

 

作为世家子弟，文徵明早年的经历深深烙着父辈朋友圈的印记。他的《先友诗》追忆了八位名贤，除沈周外，都有官员与文化人的双重身份，如吴宽、陆容、李应祯、吕㦂等。还有后来一群亦师亦友的文化名家，如主持《姑苏志》编纂的王鏊，以及杨循吉、都穆、徐祯卿、祝允明、唐寅等。对此，文徵明《翰林蔡先生墓志》有一段常被学界引用的话：“吾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化、弘治间，吴文定、王文恪继起高科，传掌帝制，遂持海内文柄。同时若杨礼部君谦、都太仆玄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颙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时一郡言也。”

“蔡先生”即蔡羽，字九逵，文徵明最亲密的“石湖之友”之一。现今西山还留存着一块珍贵的蔡羽绣像碑刻。颇可玩味的是，文徵明没有提他的“问题朋友”唐寅。

 

明中叶苏州这一文化群体使吴门文化走出“一时一郡”而享誉九州，但让文徵明终身难以忘怀的还是那群志同道合的文友们，史称“东庄十友”，便是：邢参（丽文）、吴爟（次明）、吴奕（嗣业）、蔡羽（九逵）、钱同爱（孔周）、陈淳（道复，号白阳山人）、汤珍（子重）、王守（履约）、王宠（履仁，更字履吉）、张灵（梦晋）及文徵明共11人。他们的身影大多留在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供后人追思，文徵明咏石湖山水的绝大部分诗篇都与他们有密切关联。

文社最初的发起人邢参，字丽文，长洲（今苏州）人。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称其“贫无恒业”，教书为生，著述自娱，优游以终。《文徵明年谱》将文徵明加入的年份编订在弘治五年（1492），文徵明二十三岁。在文徵明生命的最后三十多年，他潜心书画，终成大师。他的身边又多了一群跟从他执弟子礼的朋友，除陈淳外还有陆治、钱穀、陆师道、居节、王穀祥、彭年、周天球等，他们大多也在五百名贤祠里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才华横溢、互为师友的群体经常雅集唱酬，地点就在石湖治平寺石湖草堂。为什么选择石湖呢？文徵明弟子彭年《书冬游石湖记卷》说：“吴中山水之胜，大而远者曰洞庭，小而近者曰虎丘。大者险，小者隘。若夫远而夷、近而旷，兼大小之胜者，曰石湖。”不过对文徵明来说，比山水更重要的是王宠选择石湖建越溪庄耕读，一住二十年。

02 性情：温山软水

王宠，字履仁，更字履吉，吴县（今苏州）人。王宠书法至今享誉书坛。另据中国艺术史学者、美国人高居翰的研究称，王宠唯一为人所知的一幅山水画作品现藏苏州博物馆。或许因“八试锁院不利”的相似经历让文徵明特别感同身受，所以两人走动尤其频繁。王宠支助治平寺僧兴建石湖草堂，文徵明题匾，蔡羽作《石湖草堂记》《石湖草堂后记》。王宠另在越城遗址兴建越溪庄作为读书居住之所，成为一众文友雅集之地，从文徵明留下的诗作中可窥见他们泛舟赏月、登高畅饮、吟诗作画的惬意生活。仅举一例，文徵明早年有一首《值雨遂饮王氏越溪庄》，带着浓浓酒气，在文徵明诗中并不多见，诗云：“未将艇子泛南湖，先醉王公旧酒罏。画戟凝香供晏寝，玉盘修竹出行厨。送青刚喜山排闼，润物还怜雨似酥。一笑烟波情满目，临风有客唱吴歈。”王宠四十岁英年早逝，文徵明万分悲伤为王宠写墓志铭，开首十二字呼天抢地：“呜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

 

石湖因友情而成为文徵明山水寄情的圣地，无论春夏秋冬，雨雪染山，薄雾锁林，蓝天白云，静波月色，文徵明用诗词抒发心中块垒，终身不辍。

文徵明的诗平和冲淡，颇得古代山水诗意境。也很契合他温文尔雅、恪守道统的性格。他仅《石湖》为题的诗就有近十首。一起来读两首：

写于正德八年（1513）秋的五律《石湖》：

落日淡烟消，平湖碧玉摇。

秋生茶磨屿，人在越城桥。

树色晴洲断，钟声古寺遥。

西风吹短鬓，还上木兰桡。

正值壮年却如此静谧清境，和诗人的心境相得益彰，分明一幅投身自然、宠辱皆忘的山水图卷。据学界研究，文徵明的众多山水画作品，往往未脱一个天然山水风光的影子，那就是石湖和上方山。

 

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

七律《思石湖》写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春，八十八岁的文徵明十分想念已四年未游的石湖山水，诗风丝毫不见暮气沉沉，而依旧澄怀清逸、满目空灵，还带着些许老顽皮：

不到楞伽恰四年，春湖想见水生烟。

兰桥几度生芳草，柳岸何时舣画船。

落日钟声云外寺，浮空山色雨余天。

题诗忽动登临兴，已在沧洲白鸟边。

松江名士何良俊与文徵明多有交游，他的著名笔记《四友斋丛说》收罗文徵明轶事三十则。其中卷十八有一则常被误传为祝枝山、唐伯虎的“恶作剧”，其实主角是文徵明挚友钱同爱：

钱同爱少年时，一日请衡山泛石湖。雇游山船以行，唤一妓女匿之梢中。船既开，呼此妓出见。衡山仓惶求去。同爱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无计。同爱平生极好洁，有米南宫、倪云林之癖。衡山真率，不甚点检服饰，其足纨甚臭，至不可向迩。衡山即脱去袜，以足纨玩弄，遂披拂于同爱头面上。同爱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登岸。

钱同爱后来又有一个身份：文徵明长子文彭的岳父。

这则笔记看似啰唣，实则在称赞文徵明面对红尘世俗坚守士林道统底线的性情。在他那群朋友中确实是个趣味相投的“异类”。譬如完全不同于唐寅，但他终身与唐寅保持友谊，因为他欣赏唐寅的才华。包括江湖一直传说的唐寅“死敌”都穆，文徵明也与他终身为友，因为他欣赏都穆的文采。

互相欣赏而不是文人相轻，这是文徵明最值得称道的性情。 

03 乡情：待诏思归 

嘉靖二年（1523）春，由工部尚书李充嗣举荐，文徵明出贡赴京任翰林院待诏，从九品，月俸粮五石。这一年他已五十四岁，久困场屋，九次落第。

应该说，文徵明北上任职，最初还是颇有建功立业愿景的。这从他第一次在京师亲历元旦朝贺、腊月赐䜩、端午赐扇等朝廷排面写下一系列诗作即可印证。

文徵明在翰林院的主要工作是参与《武宗实录》的编纂。这本是一个清闲的岗位。但“无事生非”，文人成堆的地方，说起怪话来特别有“质量”。《四友斋丛说》卷十五记了一则翰林院里的那点事：“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耳。’”王世贞《艺苑卮言补》卷四还记了同僚之间另外的事：“北人同馆局者从待诏丐画，不以礼，多弗应。辄流言曰：‘文某当从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为！’待诏闻之益不乐，决归矣。”

所谓“西殿”是明代国家画院的办公地点。明山是嘉靖二年（1523）状元姚涞的号，方城则是正德十六年（1521）状元杨维聪的号。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时非常赞同何氏所言，而董其昌却更正何良俊的说法，认为姚涞不可能与文徵明有过节，应该是另一位叫龚用卿（字鸣治）的嘉靖五年（1526）状元。但这一年，文徵明已经辞职回乡投入石湖山水的怀抱。直到清代，发现了姚涞的诗文集，其中有《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一文，还有《送衡山先生马上口占绝句》并序，而且一写十首，如果是“乌眼鸡”，不太可能如此做派。看来何良俊的笔记不靠谱。

不过，如果说文徵明仅仅为这点流言蜚语就掼纱帽回家，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因为在翰林三年，他也结交了一批同僚朋友，互相唱酬诗不少，如西苑风景、游西山等一写都是十几首，诗意愉悦，并无困惑。

真正让文徵明纠结的其实是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

文徵明早年跟着父亲结识一群官场朋友，有的还是高官如吴宽官至礼部尚书，后来的王鏊更是官居阁老。所以文徵明虽为书生，也具有相当政治敏感性的。譬如那一年，宁王广罗人才图谋不轨，文徵明坚决谢绝，而唐寅据说就上了贼船。再有“大礼议”之争初起，当时还在南京任职的张璁试图鼓动文徵明一起上书支持立足未稳的嘉靖皇帝。文徵明未置可否、一笑了之。后来张璁得势，权倾朝野。一大批反对皇帝的官员遭殃，其中就有举荐或欣赏文徵明的部级高官林俊、李充嗣等人。尤其是文徵明初到翰林院的领导杨慎，不仅背景硬，父亲是一手将嘉靖扶上皇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而且杨慎自己是正德六年（1511）状元，曾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千古名句。与文徵明倒也惺惺相惜。但因反对皇帝被贬边陲，从此醉卧花丛，行为怪异，疯癫一生。

文徵明不会不懂“站队”的利害关系，但他不愿卷入这种争斗，这才是他厌倦留京、决意回乡的深层原因吧。

在京期间，文徵明写下一系列情真意切的梦回石湖、想念朋友的诗篇，仅录一首《怀石湖寄吴中诸友》聊以为证：

江梅千树绕楞伽，记得临行尽着花。

青子熟时应忆我，绿阴成处正思家。

听莺此际堪携酒，烧竹何人共煮茶。

几度扁舟梦中去，不知尘土在天涯。

苏州是文徵明的文化之根，石湖则是他充满灵感的源泉。

 

文徵明《石湖图卷》

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在《文徵明：满头尘土说功名》一文中有一段抒情：“如果有机会去苏州，不妨一游石湖。尤其是细雨靡靡的时节，坐在茶磨岭的茶楼上，泡一杯好龙井，遥望烟水迷茫、连天碧色之中，点缀着红白交杂的花朵，真是可以洗去许多人生的烦恼。”但骆老师有一点写错了，徜徉石湖山水，应该泡一杯碧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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