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埠开新篇

百川终归海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于五口居住贸易。次年10月，《虎门条约》细则颁布，确立租界设立之规。一纸条约，如投石入湖，在以太湖水系为纽带的江南地缘格局中激起千层浪。

上海开埠前的江南，苏州犹执经济之牛耳。其地处苏南平原中心，背倚太湖，坐拥运河，北通长江，南接杭嘉，城内会馆林立，商贾辐辏，“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苏州《陕西会馆碑记》）。依托江南密集市镇网络，苏州成为丝绵手工业品集散中心与粮食调剂枢纽，稳居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之位。与之相比，上海虽自清中叶海运渐兴，但至道光年间仍逊于苏州，城市人口仅约27万人，而苏州达50万人之众。国内各省与江南商品交换，多汇聚苏州；即便经上海港输入的南北货物，亦多转输苏州发售，“所有洋布呢羽等货向在苏州售卖，上海行销本不甚多”（《江苏巡抚孙善宝奏报办理上海开市情形折》）。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局面骤变。

首先是交通方式的革命。开埠后，轮船航运兴起，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重塑江南物流格局。而1906年沪宁铁路上海至苏州段通车，1909年沪杭铁路筑成，更是铺设了以上海为枢纽的铁路网络。宁波、镇江、苏州、杭州和南京虽然也先后开埠，对外通商，但仍多从上海转运。进口洋货均由上海转运而来，出口土货亦由上海转运者居多，上海通过运河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相连，实际上成为对外贸易的核心关口。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沪宁铁路在苏州站举行通车典礼（选自《影像苏州》）

其次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客观影响。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常，清军溃败之际竟在苏州商业区纵火劫掠，“阊门城外自初四夜放火连烧两日……所烧房屋皆系昔日繁华之地，山塘、南濠一带尽成焦土”（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而上海因西方列强把持租界，局势相对平稳。苏南地主、官僚、富商及平民纷纷携资逃沪，人数之多，一度使“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吴煦档案选编》）。战火给苏州造成严重破坏，至19世纪70年代仍“田畴犹未尽开垦，颓垣废址触目皆是”（《同治苏州府志序》）；上海则人口激增，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浙商亦纷至沓来，将经营重心移沪。

多重因素作用下，原先经由苏州集散的大宗贸易纷纷改趋上海。长江流域外运粮食多顺江东下直抵上海，不再经苏州中转。1869年经上海港周转国内米谷仅3.7万余担，至1890年竟猛增至477万余担，增长百余倍。丝货交易更是如此，“迨自上海通商以来，轮船麇集，商贾辐辏，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光绪二十二年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昔日江南绸缎集散中心本在苏州，各产地绸庄皆设分庄于此；开埠后客商纷纷迁沪设立办货庄，亦将推销机构移至上海。至19世纪60年代，伴随贸易规模扩大与城市经济发展，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已由苏州移至上海。时人目睹兴替，慨叹苏州“曩时列肆如栉、货物填溢”，“今则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徽者又不在苏而在沪矣。固时势为之，有不得不然者乎”（《同治苏州府志序》）。

人口迁徙与资本汇聚，推动上海经济结构重构。开埠初期，上海城市人口约27万人；至1910年，已增至128万余人。不仅规模远胜苏州，城市性质亦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工商业、近代市政设施与管理、新式科技文化教育等要素蓬勃发展，上海已从传统县城蜕变为中国最大近代都市。反观苏州，昔日繁华遭受战火蹂躏，虽在1895年《马关条约》中被辟为通商口岸，但外商并不热衷前往开拓。1897年设立日租界，至1906年生意仍“寂寞凋零”；“泰西各商均未开行”，因“上海各货俱全，本地商人在申购办甚便”。苏州机器缫丝厂产品“几乎全部产品运往上海”。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苏州后，继续奔赴解放上海的战场。图为停靠在苏州火车站的“上海解放号”列车

（选自《影像苏州》）

总之，近代开埠之后，上海凭借条约口岸之利、交通革命之便、人口汇聚之势，逐渐成为百川归海的大城。吴淞潮汐依旧，苏沪地位已易。尽管两座城市地理相接、水系相连的地缘基础未变，但经济重心、交通主轴、城市格局已经深刻重构。苏沪因缘从此进入新篇章。

拟稿：市地方志办编纂处

审核：市地方志办编纂处

发布：市地方志办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