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与上海同处长江三角洲东端，在长江入海口的南侧比邻而居。吴淞江、太浦河等水道将太湖之滨的苏州与东海之畔的上海紧密相连，加之千百年来行政区划的分合、人流物流的交融，两地早已难分你我。

烟波三万六千顷  因缘一水牵

苏州地处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水域广阔，地势低平，古称“平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苏州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均以太湖流域的水系格局为自然基础。

太湖，古称震泽，亦称笠泽、具区，旧称“三万六千顷”（汉制），实际水域面积2338平方千米，位居中国五大淡水湖第三。《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自夏朝起，太湖便循东江、娄江与松江（吴淞江）东流入海，一直到唐宋时期，仍依赖“三江泄水”体系维持水平衡。其中吴淞江（古称松江）作为中轴水道，自太湖瓜泾口东流，经苏州、昆山进入上海，于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区）附近入海，娄江则北出苏州娄门，经昆山、太仓（古称娄东），由浏河口入海。

而吴淞江，正是苏州与上海最深的因缘。

作为古代“太湖三江”的主干，吴淞江的命运，因自然变迁与人类活动而一波三折。

两晋之际，长江中下游开发加速，水土流失导致长江口泥沙堆积加剧。在潮汐推涌下，吴淞江河口开始淤浅变窄。至唐代中期，河口已东移至江湾以东，虽仍宽达二十里，支撑了青龙镇贸易港口的繁荣，但淤塞之势难逆。北宋时，太湖其余泄水通道几近阻绝，吴淞江成为主要出海口。然而河口持续萎缩，从复兴岛以东的南跄浦口（宽九里）一路淤浅至仅余五里、三里，上游泄水日益艰难，弯道迂缓加剧水患。

吴淞江胜浦段（摄于1997年）

为解吴淞江之困，北宋实施了两个重要工程：一是疏凿盘龙汇四十里弯道为直道新渠，“道直流速”，显著缓解水患；二是开白鹤汇至盘龙浦新河，一举缩短河道四十里。但庆历年间，又为漕运筑起长堤、横截江流，再度加速了下游淤浅。南宋初，东江下游出口多被海塘阻断，淀泖区水流被迫汇于黄浦，合流入吴淞江，河口固定在南跄口。此时泥沙持续淤积，口外已形成高桥沙岛。元代虽多次疏浚，并置闸限沙，但收效有限，洪水宣泄仍是巨大难题。

吴淞江命运的根本转折，发生于明代。永乐元年（1403），户部尚书夏原吉洞察吴淞江下游“已成平陆”，难以复通，遂推行“掣淞入浦”战略——一方面引太湖水北入刘家港（娄江）、白茆港；另一方面疏浚大黄浦接范家浜，“径达海”。这奠定了黄浦江水系崛起的基础。至隆庆四年（1570），应天巡抚海瑞主持大规模疏浚吴淞江下游宋家浜新道（黄渡至宋家桥），完成关键一步。至此，吴淞江在河口段彻底改道，于今外白渡桥处汇入黄浦江，从干流降为支流。

今日的吴淞江，流经苏州的吴江区、吴中区、苏州工业园区、昆山，上海嘉定区、上海青浦区以及上海市区。它不复昔日三湖三江主干的荣光，却以漫长的历史因缘，不仅在地理上流入了上海地界，也从心理上流入了上海百姓的记忆深处——上海段今天被称作“苏州河”。

吴淞江，苏州河。一水潮汐不仅塑造了河道变迁，更见证了上下游行政区划的沿革绵延。

公元前222年，秦置郡县，上海地区分属娄县（今昆山前身，属会稽郡）、由拳、海盐，其核心地带自此便在苏州政区辐射之下，直至三国时仍属吴郡。唐天宝十年（751）新设华亭县，仍隶属苏州，而吴淞江以北区域仍属昆山县。北宋时，“上海浦”渐兴，华亭县（属秀州）与昆山县（属苏州）分治江南北的格局不变。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1218年1月），吴淞江北岸新置嘉定县，明确归属平江府（苏州），上海陆域自此分属苏、松（华亭）。

江南全省形势总图（选自《江南旧志图选·境域）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县设立，与华亭县同属松江府，标志着上海地区行政中心形成。松江府与苏州府同属江南行省，而嘉定、崇明分别为平江路（苏州）、扬州路所辖。明初，崇明改隶苏州府。嘉靖二十一年（1542）从苏、松两府析地置青浦县（属松江府），上海地区形成松江府（华亭、上海，青浦）与苏州府（嘉定、崇明）分治格局。

清雍正二年（1724），大分江南之县。此后，苏州府析嘉定置宝山县，松江府则析出奉贤、南汇等县。雍正八年（1730），各府行政地位出现重要转变：苏松太兵备道移驻上海县城，统辖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军政事务。上海自此跃升为区域性行政中心，虽与苏州分府而治，但通过苏松太道的设置，在更高层级上被紧密联结。至清末，上海地区由松江府七县一厅与太仓州（雍正二年升直隶州）辖镇洋、嘉定、宝山、崇明四县构成，苏州府则专注于苏南腹地。

纵观两千年，吴淞江（苏州河）、娄江（刘家港）等水道如同血脉，将苏州与上海从地理上贯通一体，也塑造了难解难分的行政区划变迁。从吴郡属县到苏松太道共治，地理相接、水系相连、文化相融，铸就了苏沪之间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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