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顾禄所撰《桐桥倚棹录》，是记录清代苏州地域风物的代表性史料文献，初刊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山塘、虎丘为核心文化空间，对区域内市井商贸、园林营构、手工业生产、游赏民俗进行系统性记述。

该书卷十市廛、卷十一工作、卷十二舟楫、园圃、市荡、田畴各卷中留存大量与感官相关的市井风物内容。传统释家文化中的“五蕴”即色、受、想、行、识五种身心现象的聚合，通俗而言，《桐桥倚棹录》聚焦日常生活层面的物质实践，以建筑、器物、物产、民俗活动为载体，构建起可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为整体的多维度“五感”物质文化生活图景，为考察清代江南城市公共空间的感官文化，提供了一手的鲜活资料。

视觉中的山塘意象

《桐桥倚棹录》中关于视觉层面的史料散见于市廛、工作、舟楫各卷，其记载突破单纯的景物描摹，将公共园林、水上空间、市井手工业商品共同纳入视觉叙事，反映出江南城市多元的物质视觉秩序。书中记述山景园酒楼营建格局：“乾隆某年，戴大伦于引善桥旁，即接驾楼遗址筑山景园酒楼，疏泉叠石，略具林亭之胜。亭曰‘坐花醉月’，堂曰‘勺水卷石之堂’。上有飞阁，接翠流丹，额曰‘留仙’，联曰：‘莺花几緉屐，虾菜一扁舟。’又，柱联曰：‘竹外山影，花间水香。’皆吴云书……每岁清明前始开炉安锅，碧槛红栏，华灯璀璨。”（卷十・市廛）。这段文字不只是记录园林造景手法，更呈现出城市商业园林的视觉符号体系：叠石理水的造园范式、彩绘飞阁的建筑形制，以及节令时点“碧槛红栏，华灯璀璨”的景观装置，共同构成面向市民游赏的商业园林视觉面貌。作为江南水上游赏的重要载体，沙飞船的舱内陈设同样具备视觉审美意识：“舱中以蠡壳嵌玻璃为窗寮，桌椅都雅，香鼎瓶花，位置务精。船之大者可容三席，小者亦可容两筵。”（卷十二・舟楫），蠡壳嵌窗、成套家具与陈设摆件，生动体现出清代游宴船舶内部空间的视觉审美与物质陈列的秩序逻辑。

《姑苏繁荣图》局部徐扬清辽宁博物馆藏

而市井手工业造物则反映当时苏州民间世俗的视觉审美取向，谈及葵扇的流行样式：“上等之葵叶，都贮诸箱箧来吴，故谓之箱叶，粗者谓之包叶。以细白嫩叶无夹缝者为上选。时尚黄绿白纱衬金滚边，柄以影漆及紫绿色雕刻书画，中嵌泥金者为盛行”（卷十・市廛）；此外，对于虎丘地方特色泥玩，亦有生动描绘：“头等泥货在山门以内，其法始于宋时袁遇昌，专做泥美人、泥婴孩及人物故事，以十六出为一堂，高只三五寸，彩画鲜妍，备居人供神攒盆之用……”（卷十一・工作）。

从精英化的商业园林、精致化的画舫空间，再到面向大众消费的日用器物、民俗玩具，《桐桥倚棹录》完整呈现了清代山塘—虎丘由上层游赏到市井消费的分层视觉物质遗存，成为解读江南城市视觉文化的重要文献依据。

听觉中的山塘意象

《桐桥倚棹录》中关于听觉层面的文献记载，突破狭义音乐史的研究范畴，将人工乐器、器物环境音、市井人声、民间演艺声景一并纳入史料范畴，展现了当时山塘滨水街区复合型的听觉社会图景。比如《桐桥倚棹录》记载半塘独造洋琴：“虎丘祗半塘吕殿扬一家制造。琴作梯形，桐面中空，以细铜花丝四十二条，两头用铜铁八角小桩夹钉，架于竹马之上。宫商既调，始以两小软竹槌击之，其声淫靡，易动俗耳”（卷十一・工作），这条记载兼顾器物工艺与发声属性，记录民间外来乐器本土化改造后的演奏实践。除人为演奏的乐音，书中也精准捕捉到了环境器物生成的别致声响，即琉璃灯铁马：“铁马，乃琉璃脆片也，上有四字，曰‘玉马风声’，或‘玉龙’二字，皆制时熔成者，用铜铁线色绒扎成宝盖形，复以十余脆片穿之，悬于檐际，雨风之夕，音声酸楚，令人不堪卒听。”（卷十・市廛），建筑构件借由自然风力生成环境声响，反映清代山塘地区民间声乐器物与自然气候交互形成的声景。

细观《桐桥倚棹录》，书中所描绘的社会交往场景中的“人声”同样被记录了下来，比如沙飞船夜游：“入夜羊灯照春，凫壶劝客，行令猜枚，欢笑之声达于两岸……”（卷十二・舟楫），这是当时山塘河上滨水宴饮的公共社交场合所产生的群体人声。城市商品流通催生的叫卖吟唱：“贩儿鬻之，先在场左右茶肆啜茗，细细扦插，而后成群入市，拦门吟卖，紫韵红腔，宛转堪听”（卷十二・园圃）；此外，亦有水上流动演艺的职业实践：“又有一名堂者，乃嘉兴人，能以一人打十番锣鼓，并为昆腔、摊簧诸戏，手动足踹，音节悉合，亦日坐小艇，来往游船之际，以技觅食”（卷十二・舟楫）。

乐器乐音、器物环境音、社交人声，再加上商业吟唱、水上曲艺，多重声景交织，印证了清代山塘、虎丘作为苏州游赏的核心区域之一，已经从客观上形成包含自然、器物、社会多重维度的复合型听觉文化空间。

嗅觉中的山塘意象 

《桐桥倚棹录》中关于嗅觉层面的记载，集中呈现清代山塘、虎丘地区芳香物质的生产、流通、陈设与日用化实践，把香料手工业、园艺花木、随身佩饰、游赏空间陈设串联，构建起城市嗅觉物质文化谱系。虎丘仰苏楼、静月轩的花露制作，是江南香料加工手工业的典型案例：“以沙甑蒸者为贵，吴市多以锡甑。虎丘仰苏楼、静月轩，多释氏制卖，驰名四远，开瓶香洌，为当世所艳称。”（卷十・市廛），僧侣参与花露的蒸馏生产与商业售卖，体现清代寺社融入城市芳香物产市场的历史文化现象。

而城市公共茶坊则依托园艺花木也形成空间嗅觉氛围：“多门临塘河，不下十馀处，皆筑危楼杰阁，妆点书画，以迎游客，而以斟酌桥东情园为最。春秋花市及竞渡市，裙屐争集，湖光山色，逐人眉宇。木樨开时，香满楼中，尤令人流连不置。”（卷十・市廛）。

由此可见，当时的茶坊借由植物花期实现空间嗅觉氛围的季节性营造，也可视为商业公共空间利用自然风物提升游赏体验的实物佐证。日用手工器物则将芳香物质融入个体随身生活：“或有以甘省溅色马尾鬃为挥麈、花篮及葫芦球形者，中亦可安茉莉、夜来香。有结成枕样或骨牌式、佛手式者，中实花椒，佩衣襟间，可辟道路秽气，俗呼‘花椒枕头’”（卷十一・工作），由此可见，清代的苏州手艺人已从器物设计中预留安放香花、香料的结构，深刻反映香道体验由公共游赏延伸至私人个体服饰佩戴的物质实践转向。大型游船公共游赏空间亦大量运用香花陈设：“传餐有声，睹爵无算，茉莉珠兰，浓香入鼻，能令观者醉心。”（卷十二・舟楫）。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花市的商品化供给，则为整套嗅觉物质文化提供物产基础：“春则有红绿白梅、草兰、蕙兰、碧桃、寿李、蔷薇、玫瑰、棣棠、木香、野木香、杜鹃、藤花，夏则有梧桐花、玉堂春、金雀、珠兰、石榴、栀子、茉莉、水木犀、金丝桃、夜来香、醒头草、五月菊、蓝菊、紫萼，秋则有凤仙、建兰、木犀球、菊花、橘花，冬则有山茶、蜡梅、芙蓉、桔梗花，皆以朵衡值”（卷十二・园圃）。由此可见，当时清人加工花露，从事花圃苗木、开发随身香佩饰品以及达到商品化程度四时香花，再配合游船陈设，可以看出依然形成完整的“香文化”物质产业链条，生动揭示清代苏州山塘、虎丘地区存在的花香嗅觉体验并非偶然的自然感受，而是商贾与手艺人共同协作，依托生产、贸易、器物设计共同完成的物质文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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